出海的毁灭与重生
2007年2月6日 出自:《中国商业评论》2006年08期
　　■文/姚国华
　　作者简介:姚国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



　　“光宗耀祖”式的海外战略，华而不实，注定是不能持久的，这是郑和的“文化宿命”，今人当引以为戒！


　　郑和是值得骄傲的，但却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换一个角度看，他身上折射的“文化印记”恰恰是中国海外战略的死劫，中国闭关锁国的真正“元凶”。

　　“西洋”幻影的毁灭

　　在勉强启程的第七次航行中，郑和去世。

　　今人为之惋惜，以为只要郑和在世，中国的海外事业也许就能坚持下去，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能产生。

　　但事实上，自从郑和第一次航海开始，农耕文化就注定它只能昙花一现，走向毁灭。这种旨在让外番臣服的政治行为开支巨大，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带回的长颈鹿(被视为麒麟)之类的珍禽异兽，只能博皇帝一乐。这等奢侈，再富的朝廷也承受不起。

　　因此，朱棣一死，常态渐渐恢复，航海事业难以为继。随后巨大的船队以及造船产业，连同相关的资料都被销毁。

　　农耕文化的自然抑制

　　农民自给自足，老实本分，守地如命。只有极个别人才会远走异乡：土地实在太少，养不活人，只有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官员要离开家乡才能任职，准备做官的读书人也要赴京赶考。

　　通常，背井离乡的人们，即便游走在广袤的区域，归宿依然是土地。多数流浪的人们，仍然是要找一块地，撒一把种子，重新安顿下来做农民，他们由中原散开来，开发着一切可以开发的土地，远及塞北、关外、新疆、岭南以至南洋。

　　那些生性自由、不安本分的流氓、地痞、匪徒、蛮夷，只有凭着血性加上阴谋，打下整个江山，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像麻袋一样，把如土豆般自由散漫的一个个农民扎在一起，构成绵延几千年分分合合的中华帝国，成功者自然是凤毛麟角。

　　漂泊着的商人们只能生存在农业社会十分有限的商业机会里，他们虽然为经济的流通发展、技术的推广更新带来推动，但也会刺激人们的物欲。消费主义蔓延到一定程度，土地上的农民承担不起时，商人便成为社会需要抑制的不安定因素。

　　读书做官虽是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从这条独木桥走过去的人十分有限，即便走到了辉煌的顶峰，也要有一天衣锦还乡。而根本过不去的、半途上被贬谪的比比皆是。因此，一颗痴心，要有两种准备，耕读传家，读书的同时不能放弃耕作。

　　“以攻为守”的插曲

　　郑和之前，中国虽然早有丝绸之路与西方沟通，包括穿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很少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固然有海纳百川、多元共处的文化包容，但农耕民族却缺乏主动向外探索、贸易、殖民的意愿。

　　因此，郑和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很突出，也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偶然的、突兀的、非常态的事件，无论它孤立看起来多么辉煌壮丽、波澜起伏，但在中国农耕文明的长河里，却只是一个小小扰动。因为他的出海有太多的偶然，而失败却几乎是“宿命”。

　　首先，从维护皇帝的统治来看，朱元璋总结了传统江山社稷的经验教训，对内抑制消费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官员的贪欲与腐败，对外实施禁海，防止外洋之民与内地游民、商人沆瀣一气，扰乱中央集权制的秩序。

　　其次，燕王朱棣让郑和组织空前的航海运动也并不是抱着经济目的。明朝到了他这一代，他已不需要父亲开国初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之略，他要把自己强大的实力推至远方，以强化边远地区稳定，因此下旨收回了父亲“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他的基本意图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的观念，倒不一定真要追求一种君临天下的虚荣，去统治那些化外之民，只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动乱及王朝的政权更替，经常与蛮族的入侵相关，他要让番邦来进贡，对自己表示臣服，不要在边境滋事，更休想问鼎中原。他的主动冒进，和父亲的被动谨慎，方式相反，目的却一样，维持大一统的农耕帝国的稳定。

　　第三，出海能得到皇帝支持，也还得益于郑和本人的回民出身。这些回民大多是元朝蒙古人统治时期从西域来的穆斯林后代，他们身上还有比较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传统。郑和的祖父、父亲还去麦加朝过圣。他自小了解西洋事务，明朝军队进攻云南时不幸被俘，做了宫廷里的宦官。但后来在朱棣发动的政变中有功，他从元朝东西方融合的文化碰撞中形成的突出才华，也才受到重用。

　　理性主义的新生

　　与航海随着郑和的去世一起毁灭不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梦想却在他去世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支撑他的文化根源——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思考也获得新生。正因为这种理性思维传统的全面改造，才得以构成现代技术的基础，构成现代全球一体化的真正开端。

　　表面上看，哥伦布航海是瞎碰上的。这位意大利航海家来到航海业发达的葡萄牙，在那里他的水平有点业余。他一心想到东方寻找传说中的宝藏，因有非洲大陆的阻挡，便异想天开，要从西面航行去东方。当时欧洲人都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专业的航海家知道，西行的路程太遥远，根本到不了彼岸。哥伦布却犯了两个本来要命的错误，一是他掌握的地球半径远小于实际半径，二是他相信了马可波罗游记里夸大了的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于是，他坚信自己可以先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国。他拿着自己的计划去找国王，当然没有人理睬他。他不甘心，又跑到邻国西班牙，经过一番周折，竟说动了航海经验远远不及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获得了资助，便有了这场错误而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直到他在贫困潦倒中死去，也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第三个错误，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只是遗憾没能找到那里的宝藏！

　　但相比之下，在他启航时，大脑里也先念地拥有一种观念：地球是圆的。这种源于古希腊工商文明的理性哲学与数理科学传统，却是此前87年知识渊博、气势恢弘的郑和所不具备的。即便哥伦布的具体结论并不准确，甚至错了，但它可以在进一步的经验积累与实证逻辑的互动中获得修正；而郑和却只有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他以为中华帝国是天下的中心，他不知道大地竟是球形的，绕地球一圈会回到原地，而这在哥伦布那里是常识。郑和的思维是农耕文明的直觉经验，这种经验再丰富、再准确，也只是不能数理化、理论化、普适化的资料汇集，一旦失传，便全功尽弃。

　　近年来，有人主张是郑和首先发现了新大陆，并有新大陆地图为证。我们姑且不谈事实是否经得起验证，假定真是这么回事(他的船队是有这个实力)，可是他也不过是到了某一个比南洋、比印度、比非洲更远的地方而已，而不是如哥伦布发现的那样，是地球另一面上的某个地方。而恰恰是后者，才构成现代全球一体化的真正开端。

　　西方火器本来源自中国的火药发明，但经过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以来的理论力学分析，大大改进了。西方的航海得益于中国指南针的发明，但只有在理论天文学、几何学的辅助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纸、印刷术更与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相联系。所谓“四大发明”在中国只是一些偶然的技术成就，并无实质意义，奇技淫巧，没人在乎。今人之所以称作“四大发明”，还是因为它们在西方文明体系里，经过理性思维传统的全面改造，构成现代技术的基础。同样的道理，郑和航海在中国传统背景下也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没有意义的事件，只因后来西方文明介入，到了现代，我们再看它才具有伟大的意义。

　　但这个意义对我们而言，与其说是给我们一种“原来也曾辉煌”的骄傲，不如说是对我们悲剧宿命的深刻反思。

　　来自民间的冲动

　　郑和航海完全是由宫廷财政支撑消耗，它只有服从于朝廷的意志与目的才能存在，朝廷一旦收回它的支持，便会烟消云散。而哥伦布的航行则发起于近代欧洲城市工商业运动的前夜，已经普遍萌生在民间的利益冲动和探险热情，它本身能够直接获得利益，从而构成独立的社会动力，形成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潮流。

　　当然，如果从直接效益来看，即便哥伦布真到了富饶的印度或中国，西方似乎也没有太多好处可捞，因为当时他们穷得可怜，财富毕竟是人家的，弄回来是要代价的。贸易对航海家和商人有利可图，但当时整个欧洲生产力低下，鲜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东方香料、丝绸、茶叶、瓷器等高档消费品应有尽有，长期而巨大贸易逆差岂不压垮欧洲经济？尽管西方已经有了一些火器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与力学的发展有关)，但他们要动用自古以来的殖民者和海盗抢夺这一招，也不一定能占太多便宜，毕竟东方的经济效率与规模是他们的十倍、百倍、千倍之多。郑和船队是毁了，万不得已时，戚继光们还会挺身而出的。

　　而且改变哥伦布子孙们命运的，也纯属一种偶然性——新大陆上有富有、好客而懦弱的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一样很容易征服和奴役，那里不仅有发达的农业，还有唾手可得的黄金和白银，全球最大的银矿就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其次在南美洲的秘鲁，而白银却是中国的通用货币。于是，以白银为媒体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开始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银洋”，后来干脆叫“大洋”，而中国的财富流向西方这个无底洞。这一进程延续了三百多年，直到后来中国银子太多了，通货膨胀很多倍，西方人再拿更多的银子都很吃力了，却仍然拿不出别的东西提供中国市场，终于找到鸦片这一消费品，才吸引白银倒流到西方。这种事巧得像上帝精心安排的——好比今天地球某个黑三角的一股匪徒，悄悄地掌握了全套印制美元的技术和设备。

　　可是，一股匪徒掌握了文明世界的印钞机，可以获得取之不绝的财富，他们一定能够取代文明世界么？这要看这股“匪徒”有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支撑，把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转化为内在创造力，而不是在花天酒地中挥霍掉。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征服新大陆之后，将一船船黄金、白银运回伊比利亚半岛，但几十年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用钱可以买到所有消费品，自己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努力，他们便在尽情的放纵中无奈地走向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改革后的北欧新教徒，他们内心更具一种信念，而不是直接的物质欲望，要以世俗的成功来验证自己已被上帝拯救的命运。他们积极奋斗，通过竞争获得外部优势，滋润自己内在的创造力，客观上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郑和的历史“枷锁”

　　郑和的使命决定了航海的寿命，这是他逃不脱的历史“枷锁”，这一枷锁也锁住了中国的国门，锁住了对外扩张的欲望。

　　郑和的使命是皇帝赋予的，他不代表独立于官府之外的民间资本主义运动；即便不是要去南洋找什么惠帝的踪迹，也是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沿岸番邦宣示帝国的威严，让他们自动朝贡，接受册封；他的数万人武装船队除了打击海盗，对沿途番国也是一种威慑，一旦遭遇抗拒，就会予以征服，拒绝臣服的番王会被捉住，押往朝廷处置。

　　郑和被今人视为伟大的外交家、和平的使者、开放思想的先驱，是争执的仲裁者、道德的圣人、秩序的象征。的确，与西方民族的航海相比，郑和下西洋似乎更具道义和友善的特征，不是取人的土地、夺人的财富，而是以和平交往为目的。

　　今人常替古人惋惜：中止航海只是一个偶然的失误。要是朱棣的子孙们心怀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点，破除海禁，要是郑和船队多搞点商业贸易，多学些别人的科学技术，要是这庞大的舰队延续到一个世纪后，能与西方的舰队在海上相遇，要是……如此这般，通通都是今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郑和去世后，进贡的番邦逐年减少，宪宗皇帝怅然若失，又想遣人再走郑和路。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了堵死这条路，硬是把郑和的资料藏了起来，还公然放话：“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些资料后世再找不到了，可能就是让这位愚昧、短视、可恶的兵部侍郎私下付之一炬，毁于一旦的。

　　然而，“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先生发现，刘大夏非但不是坏人，而且是一位正直能干、德高望重的标准儒士。在他年近七十时，还被年青的弘治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以整顿国防，但他却屡次以病老为由推辞，并向皇帝直言相告：“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老臣有病，怕误了大事。”他历数官府征敛无常，将领们克扣军粮，已经弄得军穷民困的事实，让蒙在鼓里的皇上大为震动，更是坚持让他担此重任。这样一位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鼓与呼”的老臣，能叫后人忍心诅咒吗？然而，哲学家却认为，真正的悲剧，常常是坏事出自好人之手。

　　今人常常还自作聪明，责怪明清两代主张禁海的皇帝们昏庸。其实，单从经济学上考虑，皇帝们未必就比今天的经济学家蠢到哪里去。洋人来做生意，把中国的财富搬运走，留下的银子别无用途，只能导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禁怎么办？

　　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虽是各自文明体系里的偶然事件，但背后却隐含着各自文化注定了的一种命运。后者一时逞弱，但它却是古代工商业文明经过了中世纪基督教教化之后的重新崛起，具有一种勃勃生机；前者一时逞强，但却是基于古代农耕民族防御外来民族侵扰的被动要求，只是它受到外来力量激发时呈现的瞬间主动。因此，强者终被弱者打败。

　　但这种“文化宿命”是历史的，我们只有全面地反思、解析、重构时，人们才可能超越它。

　　[编辑 陈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