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小提琴演奏，说来滑稽，是在大街上。那天小哥哥带我万里长征，去母亲单位的食堂买饭，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路旁的人家传来美妙的声音。我俩不约而同地停下来，见一个中年模样的男子正在当街的堂屋里拉琴。那琴声汨汨流出，时而如泉水铮琮，时而如彩带缭绕，时而和风细细，时而冷雨凄凄。一曲奏完，哥儿俩还丧魂失魄地傻站在那儿。此后数日，余音袅袅，一直在耳畔萦绕，魂牵梦系。

　　小哥哥一咬牙：“攒钱买个小提琴！”

　　没有攒钱罐，就用纸盒子代替。母亲发的早点钱，从此一顿不拉全进那个盒子去。按我们的计算，如果每天的早点钱都省下来，一人一毛，一天就是两毛，365天减去52个星期天，一年就能存60多块，够买的了。

　　可惜，计划中忘记了几个因素：首先，母亲并不是每天都给钱，更多时候是吃她做的早点。其次，我们没把寒暑假算在内。最后，他或我常在书店里发现好书，忍不住要与对方紧急磋商，决定是否动用存款。坚持了将近两年，盒里还是只有三四块钱，杯水车薪。

　　母亲无意中发现了那个纸盒子，严肃审问小哥哥那钱是哪里来的（她知道我只是个跟屁虫，坏主意一般是小哥哥出的），小哥哥立刻就坦白了。听说我们没吃了那麽多顿早点，她眼圈红了，心疼地问：“想买琴，为什麽不跟我说？饿坏了怎麽办？”

　　怎麽会开口？年纪虽小，也知道大人的艰难。一次我在书店看见一本五毛多钱的《汉语成语小词典》，思想斗争了半天，才跟她开口要了钱。就这样，捏着那六毛钱，我还是在书店门口转悠了老半天，把那钱都捏出了水才一狠心交了出去。交钱时我心里充满了罪恶感，彷佛那递出去的不是钱，是母亲那点点猩红的汗与血。

　　问明了小提琴的价钱，母亲沉默了。半晌，她缓缓问：“买个便宜点的乐器行吗？”

　　於是第一把二胡就在贫民窟里开始吱呀学语。哥儿俩无人指点，会商半天，琢磨出了个“哆嗦弦”。可我俩怎麽也不明白，那二胡为何连个《东方红》都拉不全，“嗦嗦拉来，多多拉来”的第二个“拉”居然在琴上找不着！

　　不管怎样，等到文革爆发，我已经足以对付《江河水》、《赛马》等曲子，能混进宣传队里去充南郭了。“大河涨水小河满”，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只有靠国家，个人才可能去培养艺术爱好，学画如此，学琴也如此。我终于有了一把提琴，一个大子没掏。

　　弄来个破唱机，天天躲着听中外名曲。犹记初听《梁祝》的震撼：《楼台会》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抗婚》、《哭坟》哭得柔肠寸断，哭到山崩地裂，那“轮指”的琵琶手法、传统戏曲的旋律、甚至京剧用的小堂鼓，竟能天衣无缝地与西洋乐器与曲式编织在一起，等到《化蝶》的长笛吹出透明的双飞彩蝶，加上弱音器的小提琴缓缓奏出主题再现部，这才发现，不知何时，热泪已经湿透了衣襟…

　　读了《约翰·克利思朵夫》，便更加陷在桃源深处。对过去最爱听的《悲怆》、《命运》、《英雄》等曲子，此时便觉有更深一层的感悟。在农村想家想到入迷之时，悲怆的旋律就会自然浮现在心头，舒解了几许心中的积郁；在百战百败、心如死灰之时，命运的敲门声也常常在耳畔轰轰响起，促我再度从灰烬中奋飞。或许，人类什麽艺术享受都可以剥夺，但乐声是万不能失去的。

　　孩子到了我初听小提琴的年纪时，我让他戴上耳机听立体声台。第一次这种超人的享受我是在北京上学时领略的。学校发了个录音机让我们学英语，我却发现用耳机来听立体台是人类最大的享受，远远超过后来在国外见到的高级音响。戴上耳机，乐声再不是听惯了的那薄薄的一片，长笛坐在何处，竖琴位于何方，巴松在何处吹响，倍大在哪里轰鸣，历历如见，伸手可及，让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宛如登上了蓬莱仙境…

　　孩子听着的时候，我心里怦怦直跳，指望他脸上现出如醉如痴的神情。只要他爱音乐，便是买钢琴我也砸锅卖铁！当年自己对一把提琴苦恋成痴，却熬到了无法成才的年纪才称心如意，这悲剧说什麽也不能在下一代身上重现。

　　他默默听着，小脸上毫无表情，最后把耳机摘下来递给我，什麽也不说。

　　“怎麽样，你听到了什麽？跟往常录音机、收音机里放出来的有什麽不同？”

　　“没什麽啊。”

　　“你再听听，仔细听听，啊？”

　　他皱着眉又听了一阵，再次把耳机摘下来，说：

　　“有点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