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十二）

芦笛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后世 “反美统一战线”策略，其实也早在那阵就有原型了。在镇江失陷后壮烈殉国的两江总督裕谦，就曾向道光皇帝提出建立世界反英统一战线的光辉设想：

“探闻海外各国，因英逆滋事……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米利坚、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与各逆相等。在天朝自不值明降谕旨令其帮助，而悬赏告示内，不妨声叙，无论兵民水勇汉奸及各国夷人，一体准其杀戮请赏字样。再出示晓谕各国，在皇帝君临天下，中外一视同仁，顺者抚之，逆者剿之。英吉利肆逆犯顺，现已调兵征剿，与尔等各国无干，尔等均准照常贸易。倘英逆胆敢恃强阻拦，致碍尔等生计，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或另用兵船，捣袭其国。”

他是说，英国已成了众矢之的，为“欧罗巴国” 、美国和法国诸国共同痛恨。这些国家与英国的实力差不多，但请求别国帮忙有伤天朝体面，不值得这么干，只需朝廷在悬赏告示中批准中外所有人都可因杀死英逆获赏。此外再出告示，给各国下令，声明天朝剿逆与各国无关，允许他们照样贸易。如果英国胆敢阻挡，影响他们的生计，则天朝批准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英舰，或是用军舰直接袭击该国也行。

请注意，这提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布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非常相似，两者都是以世界领袖的身份和口气发布命令（“晓谕”）。毛上台后倒是还请过苏联帮忙保卫自己的政权，但斯大林死后，他把自己提升为世界领袖，就再也不屑于与他国结盟共同对抗苏联或美帝了，完全按裕谦在此建议的那样，直接以世界人民领袖身份号召各国人民起来打败美帝（后来又改为苏修）。

这人民战争思想并没有因南京条约签订而告终。道光二十七年（西历1847年），英国人提出要行使南京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进入广州城，但中国不同意，于是英国军舰便进攻虎门炮台。三十六小时内就打哑了清朝八百二十七门大炮。接着英军进入广州，占领了十三行，两广总督耆英只好使出缓兵之计来，与英国人签订协议，同意两年后向他们开放广州（《剑桥中国史》）。耆英这一“妥协投降”行为激起了清流们的强烈抗议，道光也很不满意，便调回耆英，将广东巡抚徐广缙升为总督，并下谕告诉他，以后再有民夷冲突时不要随便妥协，否则会失去民心：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转引自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林则徐与爱国领袖道光爷不谋而合。在给湖北巡抚的信中，他强调了“安民”是“却敌”的前提：

“窃以众志可以成城，未有不先安民而能却敌者。”（《复湖北抚台赵炳言书》）

他更写信给徐广缙打气，指出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

“承示粤民可用，弟谓今之所恃，惟此一端。今经执事为之作新，更可供指臂之使。并闻新来头目，颇以前此之恣纵为非，想可就我范围，消其反侧。从此福星坐镇，海波不扬，当可延颈以俟矣。”（《复两广制台徐广缙书》）

有了爱国领袖道光和爱国英雄林则徐的鼓舞，等到道光二十九年协议到期时，英国人又来要求中方履行协议，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便避而不见，并在城乡组织发动民团，准备武力抵抗。英国人没有准备好动武，于是在声明保留条约权利之后也就暂时算了。徐、叶立即向朝廷报捷，说这是他们开展人民战争的结果：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道光大喜，立即给徐、叶两人都封了爵，还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以上转引自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这消息对林则徐触动很大，同样是办夷务，徐、叶取得了“成功”，受了皇上封爵重赏，而他却因惹出大麻烦来一度谪戍新疆，当然要感慨万千：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复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意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黑白当从局外观，令人但有慨然耳！”（《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羡慕与遗憾，才使得他忘记了自己作的结论：“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再度以为人民战争可以吓得鬼子不敢动手，这才在福州发起“反入城斗争”吧？

问题在于，人民吓不住鬼子，在西洋武器面前不过是一堆肉。决心用民众血肉为自己筑起长城的政客，其丧心病狂更甚于驱羊群入虎口。更要紧的是，如果没有个列宁党来组织操控暴民，则发动人民战争无异于造出个匪类的培养基来，端的是后患无穷。

这道理非常简单：人民并非均一的（homogeneous）的圣贤菩萨，是个有良有莠的大杂烩。良民一般只想安居乐业过小日子，对革命、造反、武装抗敌等等毫无兴趣也缺乏胆量，而莠民多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游民，亦即所谓“流氓无产阶级”。乱世就是他们的天堂。你要发动人民战争，组建民兵队伍，踊跃报名者只会是这些“无恒产无恒心”的烂崽，纯善百姓是不会参加的。民谚早就说在那里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不是道光一道褒奖上谕可以改变的。何况就算当时就有基层党组织传达中央红头文件，大老粗也听不懂他那文绉绉的废话。

这结果，便是设置了一种社会负筛选机构，专把人民中的烂仔特地挑选出来，再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发给武器，提供他们互相结识并交流作恶经验的机会。那些人可不是为了爱国才来参加民团的——“忠君报国”乃是读书人才会有的后天注入的观念。人家为的乃是“当兵吃粮”并获得抢劫平民的权力与机会。要他们打仗得先掏钱才行。琦善就曾向道光报告，林则徐在广东招募的水勇五六千人，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据《剑桥中国史》）。这些人糟害百姓倒是一把好手，要指望他们去对付鬼子的正规军就是笑话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民战士们”并非任凭张天师呼来唤去的黄巾力士，多数是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者，忠诚毫无保障。今天可以帮朝廷打鬼子，明天就可以帮鬼子打朝廷，全看哪边占了上风或是出手更大方。等到天下粗安，没得仗打了，麻烦就更大了：朝廷哪来闲钱养这些民兵？正规军都还养不过来呢！但若想“铸剑为犁”，让人家放弃吃香喝辣还不用干活的神仙日子，回家乖乖种田去，世上哪会有这种便宜事？最后便是迫使他们啸聚山林，过打家劫舍的快活日子去，于是朝廷发动的人民战争便成了批量制造、哺育、训练土匪的工厂，完全是烧香引鬼，饮鸩止渴，特意跟自己过不去。

聪明如林则徐自然不会看不出这点来，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人民战争的主张。他也承认他的“水勇”其实是土匪，但仍得招募他们，理由是必须与鬼子争夺土匪，以免“匪为鬼用”：

“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

裕谦也有类似想法，他承认水勇们都是匪类，但用来剿夷倒是以毒攻毒 ，“即间有伤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堪称一箭双雕。

这些想法其实和半世纪后山东巡抚毓贤收编义和拳的思路一样，他觉得拳匪太多，剿不胜剿，干脆把他们封为民团，让他们去打洋人，以毒攻毒算了。他们都没想到，朝廷不是我党，不懂列宁发明的严格操控群众的组织宣传功夫，玩火只会自焚。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858年1月，被徐广缙与叶名琛一度胜利地堵在广州城外的英夷大举重来，和法夷一道不费吹灰之力便攻破了广州，此时叶名琛已升任两广总督，英军便把他抓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去，把广东巡抚柏贵推出来作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此时道光已死，皇帝变成了咸丰。咸丰爷可不像鬼子一样，作兴营救人质或战俘，却立即下诏发动人民战争，号召广州人民使用武力把英夷赶出去，不要因为叶总督在人家手里就投鼠忌器：

“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筹办夷务始末》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9页〕

请注意：叶名琛贵为总督，一旦成了战俘，在咸丰眼里立即就成了“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这其实也是咱们的民族主义的一条内容，一直流传到现代。叶总督后来在印度自号“海上苏武”，效法伯夷叔齐，耻食英粟，绝食而死，当真是俏媚眼做给瞎子看。比起他来，那些受尽迫害歧视的归国志愿军战俘可以心平气和了。

广州人民立即响应了国家元首的爱国号召，在广州开展轰轰烈烈的拥军活动，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国轮船（《蒋延黼：《中国近代史》》。其实早在咸丰爷下诏前，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就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出售水果；两年后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时，还从香港和广东征召数千苦力充当运输队。（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5页）

到后来，投敌资敌的不再只是匪类或苦力们，就连良民也发现其实英夷比中国政府更负责，起码境内治安可以保证，比自家建造的“土围子”可靠得多，不必再受层出不穷的暴乱会党和土匪们的荼毒。广州人民不但心满意足地在柏贵伪政府下当了三年半的幸福的亡国奴，远在台湾和东北之前就夺了头筹，而且绅士们还在1859年主动张贴告示晓谕广州市民：“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大批良民还纷纷叛国投敌，从无穷无尽的匪祸兵患中逃到香港澳门那世外桃源去。使得香港那不毛之地在1860年人口已就猛增到94,917人。（《近代香港人口试析》，转引自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芦按，以上三段引文除蒋延黼著外，均来自何新华：《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谨此鸣谢）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政府连起码的保境安民、除暴安良的责任都尽不到，还指望万能的人民来为自己救命，解决自己没本事解决的难题，那结局就只能是对自己的无情嘲弄。

指望人民战争为朝廷保平安的另一个恶果，《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已经指出了，那就是培养出了百姓的虚骄心理，让百姓真的以为自己的本事比朝廷大，造出了“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该书作者指出，所谓“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实际上就起到了这种致幻作用。三元里神话“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人民战争与“逆夷=造反的下等人”的“华尊夷卑”教义结合在一起，就是鼓励了暴民造反。前文已经剖析过，中式民族主义把夷人看成是种族、文明以及权势三个等级的下等，把入侵洋人等同于造反的贱民，于是当官军被“外国造反贱民”痛打之时，国内被压迫被敲诈被欺凌的贱民便会发现朝廷的天威并不是不可挑战的，由此获得鼓励，起来造反，“放胆诛妖”，《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1841年）5月份（英军）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

其实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早就看出这点来了，在其著名的《劝降石达开书》中一语道破了发匪造反的心理原因：

“尔等窃发之由，或因前次英夷背叛时，中国有给还洋银之事，遂疑官军不振，相率作逆。”

因此，我大清之垮，基本可以归咎于朝野齐齐奉行的“民族主义”。不难想见，如果大清像日本人那样，在被鬼子痛打后，立即就抛弃中式民族主义的两个道义原则与四条战略策略，迅速开始全面西化，而不是靠煽动民众的仇外心理来解决民族危机，那么也就不会有中式民族主义的backfire，最终使得朝廷李代桃僵，变成百姓心目中的怯懦无用的卖国贼，使自己煽起来的仇恨悉数落到自己头上。

如今就“器物”层面而言，中华天朝当然不再是大清那副落后样，但“制度”与“文化”层面非但没有多少进步，反而倒退了许多。令人无奈的是，我党竟然效法大清打“仇外”牌，把中式民族主义当成了施政资源，全然意识不到这是在玩火，更不明白一个内部危机重重的国家不遇到外患则已，一旦需要对外用武，则最好别指望人民与自己同舟共济，党鉴不远，就在爱新觉罗之世。

七、 结语

本文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还原晚清社会与林则徐的本来面目。这并不是想对古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想让现代人知道，历史上的林则徐并不是大众心目中的那个神话人物，也不是那个涵义模糊不明的“民族英雄”。当然，如果把“民族主义”界定为我在上文总结出来的那些道义原则以及战略策略，那他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式民族英雄。如果国人在洞悉了中式民族主义内容以及林文忠公对它们的身体力行之后，还要坚持这一美称，那我当然也不便反对。

我深知，出于深重的自卑情结，敝民族特别需要英雄并善于在幻想中制造英雄。对此我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我毕竟认为，无论是把林则徐捧为英雄还是贬为罪人，似乎都没有太大意思——人都死了快一个半世纪了，无论说好道歹，他也听不见不是？重要的还是深刻认识前人犯的错误，从背时传统中拔出来，避免再在将来重演悲剧，这才是以史为鉴、鉴古知今的明智态度。

其实我个人对林则徐也如同对大多数中国伟人一般，经历了崇拜——幻灭——震惊——痛恨——平淡的心路历程。崇拜当然是我党洗脑的结果，而幻灭则发生于看到蒋延黼先生披露的他那封私函之时，接之而来的就是震惊，继之以愤怒和痛恨，但这些情绪毕竟还是逐渐沉淀下来了。随着老去，我逐渐获得了一种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即使是对林则徐昧着良知，不顾可能引来的民族灾难，在福州发起“反入城斗争”的祸国之举，我也能寻求出宽容借口来：作为全国众望所归的清流领袖，作为大众心目中文武全才、百战百胜的“夷人克星”，他不得不苦心孤诣地维持那个神话形象，lived up to others’ great expectations，再不可能摘去大众不由分说戴在他脸上的那个超人面具，从坚定的抵抗派的立场上退下来了，不信请诸位看看咸丰即位不久后，某位御史曹履泰上的奏疏：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侯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因此，古有“死诸葛惊走生仲达”，今有“病少穆吓退英逆夷”。一个人被捧到了这高度，还能退得下来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曾国藩那样，在立了平定发匪的不世奇功后，还能对朝廷的无端苛责心平气和，更不怕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毁了一世英名，在背上汉奸骂名后还不作自我辩解，却公开承认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历史上也只出过一个曾国藩，指望林少穆能像他一样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未免太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林文忠公的罪过必须由捧他的那些清流们分担。他是被那些人捧杀的，说到底他也是整个背时文化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受害人，光责备他一个人并不公平。

不过，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平视这位普通人，我毕竟为这位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优秀的宁馨儿感到深深惋惜：以他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本可沿着魏源开创的那条路走下去，成为郭嵩焘那样的先知先觉。就算未必真能振聋发聩、唤醒沉迷于千年蜃景中的士大夫们，也毕竟能真正留给后人一点感念的东西。可惜他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于是除了后世政权为了政治需要捏造出来的虚名之外，便什么也没给后人留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