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是群众的自发革命，惟其如此，它就一定只会是缘木求鱼的蠢动，其最大特点是诉求与手段截然相反。二月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人民大众不堪沙皇的压迫剥削，而是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与既往所有的战争都不同，是全面比拼内力（尤其是工业生产力与运输能力）的所谓“总体战”，俄国落后的经济以及原始的基础设施无法承受这一重荷，国民经济脆弱的脊梁被压断了，人民再也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因此最先垮了下来（第二个垮掉的是次弱的奥匈帝国，接着是德国）。所以，人民之所以要起来造反，其根本动机是为了结束战祸，与追求自由民主什么的毫不相干。

在这点上，二月革命与辛亥革命再次表现出了相似性。已经反复讲过了，辛亥时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外患而不是内忧，解决那危机的办法只能是实行内政改革，把中国迅速改建为一个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能有效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去抵御外侮的现代国防国家。只有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白痴如孙文者，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以革命止瓜分”的神妙主张，以使国家陷入无穷内乱、彻底丧失起码的国防能力来解决对外民族危机。

二月革命也与此相类似，它在强敌压境、前线节节失利的严峻时刻，不失时机地在国内开辟了“第二战场”，正是革命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唱的“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便彻底失去了战胜德国的希望，唯一的出路是单方面媾和，集中精力先把内部问题料理妥当再说。然而既然爆发了宏大内讧，俄国也就失去了谋求体面和平的全部筹码，只能接受德国单向强加的苛刻条件，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以割地赔款的方式退出战争，而这就是列宁后来干的事。

但毛子虚矫的民族自尊心决定了俄罗斯人民没有承受这种失败的心理能力。每次俄国对外战争失败，都要引起国内强烈反弹。如前文所述，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改革，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直接刺激出来的。而1905年之所以爆发革命，也是因为俄国输掉了日俄战争。

这就是临时政府钻不出来的困境：欲战不能，欲和不敢。临时政府最先通过的法令中，就有一个是废除以死刑惩罚逃兵与哗变部队的。这使得军队彻底失去了纪律约束，成千上万的士兵逃亡回家。在奢谈“平等”的革命气氛下，临时政府还剥夺了军官的权威，代之以“民主选举”的“士兵委员会”决定一切。这使得大批的军官被士兵枪毙与私刑处死，军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然而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下，临时政府还想打下去。这就是上文说过的负筛选的问题：越是decent的政治家便越被动，越是毫无底线的流氓便越是拥有主动权。一个讲究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必然要考虑到他的决策给国家利益的影响，因而不愿意割地赔款，即使要和，也必须是不割地不赔款的体面的和平；他也必然要讲究政府的国际信义，努力遵守对盟国的义务；更要顾忌到民意的反弹，不敢罔顾民意一意孤行……。这许许多多顾虑，限制了他们的决策空间，使得他们不可能像列宁那样，作一个彻底的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约束，不遵守任何文明规矩，敢于并善于无视全民的反对，敢想敢说敢干，具有无限的行动自由。

说白了，列宁主义的强大战斗力，和敢于和善于自伤的旧社会天津混混也差不多。此所以它总是在国家民族遇到重大危难时出来大显神通。毛泽东趁抗战崛起，大打内战，而老蒋不敢声张，只能吃哑巴亏，靠的完全就是这一无赖优势：老毛不怕亡国，随便怎么折腾都毫不在乎，而老蒋最怕的就是亡国，因此不能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除了这些，临时政府还有一个考虑：俄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急需盟国援助。如果俄国撕毁当初向盟国作出的诺言，单方面与德国媾和，必然要引来协约国的经济制裁，使得俄国经济雪上加霜。这就是为何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向盟国保证，新政府将继续承担它的国际义务，将战争进行到底。

列宁可没这些“阿克琉斯足踵”，相反，早在大战爆发之初，他就提出失败主义（defeatism）的伟大号召，主张各国革命家应该尽一切努力促成自己的国家战败，化外战为内战，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这种毫无起码底线的烂污号召，就连当时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容忍，列宁因此与第二国际决裂，反出了教门。

然而德国政府的态度则完全两样，他们无限欣慰地看到列宁的主张非常符合帝国的利益，从此开始秘密资助他。据克伦斯基披露，列宁与柏林参谋本部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一五年底。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批档案资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落入英国政府手中。负责与列宁打交道的德国谍报机关的大间谍自称巴伏斯，眞名是希尔芬博士。他全力支持列宁，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牵线人。巴伏斯与当时的德国驻丹麦大使兰佐伯爵合作，拟了一项分化俄国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使得他们能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正在瑞士居住，无法回国。德国政府为把列宁这WMD（大规模杀伤武器）放回俄国去捣乱，想出了个掩耳盗铃的办法——把他的专列从外面封起来（亦即著名的“sealed train”）。火车从瑞士出发，穿越德国到瑞典，再经芬兰到达彼得格勒。列宁不负“德望”，下车后第一个演说便主张立即与德国媾和，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面包，和平与土地”，可惜他忘记告诉大家这三样东西该怎么去争取，代价又是什么。

据说，本人“特别有文革才”，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允许我引用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同志当时在英国国会的光辉演说：

“Lenin was sent into Russia …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might send a vial containing a culture of typhoid or of cholera to be poured into the water supply of a great city, and it worked with amazing accuracy. No sooner did Lenin arrive than he began beckoning a finger here and a finger there to obscure persons in sheltered retreats in New York, Glasgow, in Bern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he gathered together the leading spirits of a formidable sect, the most formidable sect in the world … With these spirits around him he set to work with demoniacal ability to tear to pieces every institution on which the Russian State depended.”

硬译如下：

“以与运送一个含有伤寒或霍乱病菌培养物的试管，以投入某个大城市的水源相同的方式，列宁被送回俄国去了，其作用是惊人的准确。他一到之后，便开始召唤那些隐蔽在纽约、格拉斯哥、伯尔尼以及其他国家的暧昧人物，将这个世界上最可畏的派别的领导精英们聚集于麾下。他依靠周围的精英们，以一种魔鬼的能力，将俄国赖以立国的所有机构都撕成碎片。”

无论读者政治立场如何，大概都不能不承认老邱这话说得非常形象生动而且客观准确——就靠那么一小撮人，列宁便轻易撕碎了俄国赖以立国的所有文明硬件与软件，而且更在此后砸毁了若干国家赖以立国的所有文明硬件与软件。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与一切既有文明观念对着干的崭新的革命。

完成这奇迹当然也离不开德国人的慷慨资助。据克伦斯基披露，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一共从德国人那儿领取了高达八千万马克的援助，其中四千万是帮助他夺取政权的，四千万则用于帮助他巩固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些钱由德国人存入斯德哥尔摩一家瑞典银行，再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俄国各地都有分行，布尔什维克可以毫不费事地提款，拿去创办刊物，发展组织，准备暴动。

克伦斯基说的款项似乎太高，然而似乎也不是太离谱。2007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皇帝陛下的革命家》（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aet）一文。该文根据德国学者对德国档案的调查，披露了德皇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资助，网页如下：

http://wissen.spiegel.de/wissen/dokument/dokument-druck.html?id=54230885&top=SPIEGEL

可叹本人不懂德文，能做的便是把该文拷贝下来，用google翻译成英文（若翻译成中文便成了天书，浑不可解）。好在本区有的是德文高手，逼迫“期译”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老穆的双肩之上。即使无法逼师爷翻译，Stefan 那儿总能逼出来吧？他似乎也是德语高手。当然，本人只负责指认受害人，具体施暴的可不是我，请大家一定要把仇恨集中在副统帅头上，谢谢！

爱你喂，透过翻译机器的强大噪音，我的朦胧理解是，截至 1917 年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给列宁提供了两千六百万金马克，相当于今天七千五百万欧元。作者认为，没有德皇威廉二世的慷慨援助，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同样地，没有德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无法在夺权之后最关键的第一年内维持统治，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古拉格中那千百万无辜冤魂，很可能也就不会出现。

这结论与克伦斯基的完全一致，他在接见记者时曾说：“当时只要有办法截断列宁从德国手中获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钱，就有可能制止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而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一点都不知道列宁与德国人的勾结。直到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七月政变失败后，列宁逃亡芬兰，临时政府搜查了他在彼得格勒的住所 ，查获了许多重要文件，包括列宁他与西伯利亚银行的银钱往来关系，以及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组织计划，等等，这才知道列宁与德国人的秘密勾结。

克伦斯基在此撒谎了，他早就得知了列宁与德国人的肮脏交易。根据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早在布尔什维克党人试图发动7月政变之前，临时政府就对此事作了秘密调查，而且那调查是由克伦斯基亲自掌握的。这是因为某个叶甫盖尼•叶尔莫连科（Evgeny Yermolenko）穿过战线归来，向临时政府举报，德国人曾试图招募他在俄国后方煽动和平运动。据他所知，列宁也被德国人招募了，同意尽一切努力动摇人民对临时政府的信心。根据这一情报，最高统帅部军情处对列宁进行了秘密监视，截获的电报表明，列宁的确从国外接收了大量的金钱。

作为临时政府的重要人物（时任战争部长），克伦斯基最先得知这情报，但他对之作了严密封锁，企图把这丑闻捂住。他是社会革命党人，本人是左派，一向把右派（诸如保皇党人）视为最大的敌人。过去他鼓吹“左派中无敌人”，蓄意纵容扶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急剧扩张。当他得知这秘密后，立即决定严加封锁，以免被军队或保守派利用，使得整个左派阵营遭到毁灭性打击。他甚至连他自己的党以及盟友孟什维克都不曾通知。直到7月间，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临时政府夺权的密谋暴露，媒体又把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消息捅了出去，他才不得不决定通缉逮捕列宁等布党党魁。因此，严格来说，他也是列宁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