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屠杀对象是些什么人？除了富人和白军外，尚有广大人民，正是革命歌曲所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 对产业工人：

1919年3月16日，契卡部队攻入普梯洛夫工厂，逮捕了900多名罢工工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即处决了其中200多人。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市发生了多次罢工。饥饿的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战士相当的粮食定量，也要求废除共产党人的特权，实行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所有这些罢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枪决的方式无情镇压下去。 .[47]

在阿斯特拉罕市，罢工工人与声援他们的红军战士们一道被押上驳船，脖子上被拴上石头，然后被成百成百地投入伏尔加河淹死。仅1919年3月12日到14日，便有2000到4000人被枪决或淹死。一同被杀的还有600到1000名资产阶级分子。 [48]

1919年底，乌拉尔地区爆发大规模罢工，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同志的无比关怀。他于1920年1月29日发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说：“我感到震惊的是，你竟对此事掉以轻心，不立即以颠覆罪大批处决罢工者。” [49]

就连拒绝在星期天上班，也被谴责为“波兰间谍策划的反革命阴谋”。1920年6月6日，拒绝在星期天上班的女工们被逮捕并送往劳改营。 [50]

在一系列大规模逮捕人质、监禁、流放和枪决后，罢工终于停止了，共产党人终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罢工的工人阶级乐园。

○ 对农民：

苏维埃暴政连素来温顺服从的俄国农民都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暴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其中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是1920-1921年间塔姆波夫的农民暴动，起义遍及全省并蔓延到邻近的沃诺涅日省。起义农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自卫军，称为“绿军”，既反抗红军，又反抗白军，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这政治两极的糟践，起义者的口号是：

“将红党打白，将白党打红！”（“Бей красных пока не побелеют, бей белых пока не покраснеют！”这话很难翻译，原意是“打击尚未流血流白的红党［流血流干了，自然也就白了］，打击白党直到他们变红［打出血来，自然也就红了］）

“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

“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而战！”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

绿军的旗帜

起义遭到了布党的残酷镇压。早在全面暴动爆发之前，布党便在该地大肆屠杀，下面是几份地方契卡的报告：

“1919年4月30日，塔波夫省。4月初，列别江斯基县发生逃兵与富农反对征用人员和马匹以及面包定量的暴动。暴动口号是：‘打倒共产党人！打倒苏维埃！’暴动者摧毁了四个区的苏维埃，毒刑拷打七个共产党人，并将他们活活锯死。内务212部队出动帮助镇压暴乱，逮捕了60人，就地枪决50人，烧毁了暴动发生的村庄。”

“1919 年6月11日， 沃诺涅日省。情况已改善。诺沃霍别尔斯克县的暴动可以视为被肃清。从飞机上投下去的炸弹烧毁了特列提亚克村——暴动的巢穴。行动在继续中。”

“雅罗斯拉福尔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的暴动已被镇压。逃兵们的家属被抓为人质。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投降了。作为示范，34名逃兵被枪决。” [51]

在镇压塔波夫州农民暴动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处决[52] 。契卡的一份报告说：“与匪帮有关的最近的亲族，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被扣为人质。集中营里接收了大量的幼儿甚至婴儿。”[53] 某些学者估计仅在1921年9月间，便有7万人被监禁（不包括位于暴动发生地区诸如塔波夫的几个集中营关押人数）。集中营内的恶劣条件导致极高的死亡率，此外尚有‘重复性的屠杀’。霍尔莫戈雷（Холмогоры）的契卡将捆缚着的囚徒投入附近的德维纳河淹死 [54]。在将城市放弃给白军前夕，有时以大规模枪决囚徒“清空” 整个监狱。 [55]

那位后来成了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至今还被歌颂为苏联军事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杀起平民和战俘来也同样能干。在镇压塔姆波夫暴动中，他命令：

“被击溃的匪帮的残余现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

为此目的，他给负责指挥的军官送去了250桶氯气。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万5千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 [56]

○ 对逃亡的红军战士：

1919年到1920年间，有3百多万红军战士逃亡。契卡部队在1919年逮捕了约50万逃兵，于1920年逮捕了将近80万逃兵，还建立了专门针对逃兵的部队。[57] 成千上万的逃兵被处决，他们的家属常被抓为人质。列宁亲切指示：

“在命令逃兵自动归队的七天限期满了后，必须加重对那些不肯改悔的人民事业的叛徒的惩罚。他们的家庭以及任何被发现以无论哪种方式帮助他们的人，都将被视为人质，并给予相应处置。” [58]

1918年9月，仅在俄国的12个省中，就有48,735 名逃兵与 7,325名匪徒被逮捕，1826名被杀死，2230人被处决。 [59]

红色恐怖一直延续到内战结束，此后又在30年代大规模地复兴。作为苏维埃政权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其实从未停止过，与苏维埃政权同寿。直到苏联解体，这段血腥历史才得以曝光，并由官方正式定性。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发布第9号决议，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强行除掉剥削阶级、所谓的人民的敌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等概念，导致了20-50年代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摧毁了公民社会的结构，酿成可怕的社会分裂，造成几千万无辜人民丧生。” [60]

就连那个不遗余力洗刷布党和斯大林罪行、美化苏联历史、并全面复辟旧制度的普京，也不得不在2007年承认，苏联实行了37年的镇压——“只需回忆一下在内战期间枪决人质，毁灭了几个社会阶层：神职人员、俄国农民和哥萨克就够了。” [61]

这些官方声明没有指出的，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苏俄的红色恐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器全面强力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如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也实行过令人发指的恐怖，但那与布党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貌似而实非：它基本是暴民出于对反革命报复的恐惧心理自发实行的，是所谓“群众恐怖”而非“国家恐怖”。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不过是适逢其会，扮演了传统的暴君角色罢了。正因为他们没有个革命党去系统策划、组织、推行恐怖，因此在人民厌倦了无休止的屠杀、罗伯斯庇尔兄弟又被处决后，恐怖也就自然停止了；后者则根本不是暴民冲动产物，而是经过统治集团事先冷静谋划，作为根本国策，通过自己严密掌握的各级权力组织，像发动策划精密、组织完备的军事行动（military campaign）那样，自上而下向全国推行的。

这在世界史上从无先例，即使是从事恐怖活动的革命乱党（诸如民意党、社会革命党、中国的同盟会等）也没这么干过。他们的恐怖活动以个别方式进行，其暗杀对象是政府高官，从不针对百姓。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首次全面系统地推行恐怖主义，将它变成专门用于镇压百姓、维持统治的手段，甚至是统治的内容与人民的生活方式，为此投入了只有国家才可能拥有的强大暴力资源，发明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制度，诸如建立集中营、大规模抓捕并枪毙人质、大规模流放与强制性奴隶劳动等等。这些制度中，只有建立集中营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在美西战争和英国的波尔战争中，美军和英军都建立过集中营。但那是一时性措施，目的是隔绝居民与游击队的来往，并不是将集中营作为惩罚营或死亡营，但都还备受当时舆论的谴责。至于其他灭绝人性的制度则完全是布党首创。

不仅如此，这些发明虽然后来被纳粹在一定程度上袭用，但除了屠杀犹太人外，纳粹从不以这套邪恶制度作为统治本国人民的手段（他们也用不着这么干，盖纳粹与布党不同，深获德国人民的竭诚拥戴），不但不在本国内使用，就连在西线占领国家也没有使用过，只是在东线占领国家对所谓“亚人类”使用过。其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在海德里希被刺后大规模枪决捷克人质，与乌里茨基被刺后布党的反应相似——两人都是秘密警察头子，被刺都带来大批无辜百姓丧生。但即使如此，两者仍有重大区别：纳粹杀的是异族，而布党杀的是同族；纳粹在抓到杀手后便释放了人质，而布党枪毙人质的制度一直推行到内战结束，毒刑拷打家属，以迫使受害人认罪更是30年代大清洗的基本手段。可笑的是，世人只知道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刺花灯罩”、焚尸炉，以致“法西斯”成了“灭绝人性”的代名词，却不知道规模和程度远远超过纳粹、而且历史更悠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暴行。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类可以堕落到如此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残暴程度？俄罗斯民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不但会犯下远远超过纳粹的暴行，而且至今还有大批人颂声不绝，无限怀念那美好的年代？

已经有过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回答这沉重的问题。多位学者认为，以恐怖手段实行统治是世界上所有共产政权的共同特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性命视为构建美好的新世界可以甚至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说白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实现某个远大理想所需的工具和原材料。

这些学者从伟大革命导师的亲切教导中找到了根据。Richard Pipes引用了马克思语录：“现在这代人与被摩西领出荒野的犹太人相似。他们不但必须征服一个新世界，而且必须毁灭，以便为适宜生存于新世界的人们腾出地方。”[62] Edvard Radzinsky则注意到，在马克思语录“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旁边，斯大林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63] 类似地，Robert Conquest认为“对于意识形态激励出来的不顾现实可能性，迅速地大规模改造社会的意图而言，史无前例的恐怖必须被看成是必要的” 。[64]

这些见解都极为精到，然而窃以为，学者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是“科学理论”，两者都对“客观规律”的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纳粹党人，都认定“铁的客观规律”是无情的、不可改变的、预先注定的。在这伟大的“客观规律”面前，没有人的位置，人不过是那类似“天命”的神圣的客观规律行使其意志的无足轻重的工具而已。两者的基本思路毫无差别，结果也同样灭绝人性，只是各自认定的“科学原理”不同而已。

因此，在纳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亚人类”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主子种族”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而在布党，剥削阶级也同样不是人，同样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代表历史潮流”的“先锋队”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两者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部份人类开除“人籍”，把他们当成可以任意虐杀的劣等生物，并试图使用“科学原理”证明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的“科学合理性”。两种主义都是人类能发明的最邪恶的学说。

布尔什维主义走得比纳粹主义更远之处，是纳粹还停留在“科学论证”阶段，而布党则把它升华为宗教，把滥杀无辜人质、虐待囚徒与战俘、枪毙罢工工人、抢光农民粮食、烧毁村庄等兽行提炼为宗教美德，甚至用作衡量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标准，从而彻底翻转了文明世界的道德观。如上文所引列主席的多条语录反复表明的，在他看来，谁若不够伤天害理，丧尽天良，谁就是对革命犯罪。这世上也只有共产党，才会把仇恨和复仇当成宗教赞美诗（Гимном，亦即英文之Hymn，又译“圣歌”）。

若干学者也注意到了红色恐怖发生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布党得不到多数人民支持，若不采用恐怖手段就不能保住政权。[65] 上文介绍过，在全国普选中，布党只得到了将近25%的选票。在布党执政后不久，各地便爆发罢工，哪怕是在红色恐怖期间，大规模的罢工仍然不断爆发，全靠布党果敢屠民，杀得工人阶级魂飞胆裂，这才算把罢工无情镇压下去。不难想象，换任何一个不敢大胆屠杀百姓的党派上去，早就垮台了。这也是纳粹不必在国内使用类似恐怖手段的原因——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

Orlando Figes更指出，红色恐怖其实是暴力夺权的必然结果。他披露，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曾警告过，在列宁“使用暴力夺权并拒绝了民主之后……布尔什维克被迫日益转向恐怖手段，以此使政治批评者们住嘴，并使一个他们无法用别的手段控制的社会屈服”。[66]

的确，这确实是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俄国尤其如此，盖布尔什维克党人若真如他们声称的那样，代表大多数俄国人民的利益，那就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暴力夺权，去全国大选中竞争就是了。然而即使是在他们夺取了政权后，也只能赢得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可见何等不得人心。如果不使用暴力夺取政权，他们就绝无可能上台，而若不使用暴力杀光杀怕反对者，他们也只会迅速丧失政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不讲起码文明规矩和体统的“超限战”的伟大胜利，他们的主观优势也就在于此，换任何一个不敢斩尽杀绝滥杀无辜的政党去，都绝无可能上台，更不可能治国达70多年。

但这些作者都没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种邪恶勾当会被俄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发明出来？Why Russia？Why the Russians？难道这只能用偶合来解释？

虽然推测历史事件的必然因素总难免“先射箭，后画靶”之讥，但我仍觉得，俄国人发明这套邪恶制度确有传统因素。列宁并非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地狱里送出来，待考），他是前文介绍过的特卡乔夫与涅恰耶夫的忠实传人，俄国文化中确有滋生这种邪恶怪物的深厚土壤。其原因我已经在论俄罗斯文化与民族性一节中讲过了：俄罗斯从未有过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运动，缺乏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传统，相对于集体利益，个人的价值、尊严、财富乃至命运一钱不值。俄罗斯文学大师都是良心家，然而他们只有人民的良心，没有个体的良心，只有对祖国命运和对人民的关怀，没有对个体的关怀，而那“人民”并不如同西方那样，是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去的具体概念。令诗人涅克拉索夫咏叹伤心的，更多的是“祖国母亲”那个抽象观念：

“在悲伤绝望的时刻，祖国母亲
我想到你向前飞行！
即使你们中的许多人注定要受苦受难，
然而你却绝不会死，我深信。

……

你贫困
你富饶，
你强大
你无能，
俄罗斯母亲！”[67]

所以，只要俄罗斯母亲永生，而且强大富饶，许多人受苦受难又算得了什么？或许，这就是至今许多俄罗斯人还在怀念那个邪恶的时代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列宁代表着俄罗斯文化之一种，起码不是个别现象。若像某些学者那样光是分析他和斯大林的心理变态，那就未免过于简化了最终席卷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国际邪教运动。

为学者们忽略的（或许是为了“政治正确”的缘故而故意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人具有一种特殊的狡猾。他们把这种狡猾称为“亚洲人的狡猾”（赫鲁雪夫就在其回忆录里骂过“亚洲人的狡猾”），其实完全说反了。真正的欧洲人或许没有这种狡猾，但全体亚洲人加在一起，每人都抱着祖传的《孙子兵法》去，恐怕也不如列宁或斯大林万分之一，只配被他俩卖了，还跑得屁颠颠地帮着数钱。我看此乃俄罗斯人的独门神功。

这种独门神功的精妙之处，是它对人性的弱点参悟之透彻令人不寒而栗。上引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光辉语录就多次显示了这一点。他深知“没有人不是懦夫，关键在于施暴的烈度”的伟大真理，知道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不过是林思云一类智障儿童才会说的谵语，要将少数人的暴政强加到绝大多数人头上，还能红色江山万年长，统治者就必须敢于并善于与一切法律、道德、感情的束缚彻底决裂，用惨绝人寰的手段杀人，杀到连最无畏的勇士都乖乖化为俯首帖耳的懦夫。他知道，再勇敢的人也有死穴，捏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之上也”。就是为此，列主席才反复强调抓捕枪毙人质的伟大意义，强调不但要吊死人质，而且一定要把他们吊在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的地方，以使所有的人都被吓得灵魂出窍，从此再不敢违抗布尔什维克主子的任何命令。这伟大战略果然显了神效。如前文所引契卡报告表明的：“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投降了。”

在内战期间，列宁反复使用了这一独门神功。当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库有受到白军攻击的危险时，他向巴库当局下令：“立即准备好一切，在有受到进攻的危险时，就将巴库烧成平地”。他还让当局将这决定写成告示，在城内到处张贴，以吓阻城内敢于与白军合作的人。[68]

当白军将领尤登尼奇威胁着彼得格勒时，列宁下令：

“必须逮捕全体宪政民主党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密谋。他们——整个一群人——有能力帮助密谋者。不逮捕他们就是犯罪。让几十几百个知识份子在牢里服刑要比一万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69]

“极为重要的是干掉尤登尼奇（说的就是干掉：给他一个彻底的打击）。如果（他的）攻势已经开始，能否动员二万工人和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将大炮放在他们后面，枪毙数百人，以此给尤登尼奇一个巨大的冲击？”[70]

这些文献因为内容实在敏感，一直到苏联解体才终于曝光。同时曝光的，还有列宁就如何镇压舒亚（Шуе）发生的僧侣反抗事件，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列宁本人也知道那内容见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委员们若有什么评论就直接写在那份文件上。苏联解体后这密件才得以曝光，这儿摘译两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结论：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черносотенцы духовенства），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71]

这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有组织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吓得一切胆敢持异议的人肝胆俱裂，终生不敢抵抗，只敢乖乖臣服。必须承认，这套手段确实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涵义，而这就是为何共党国家都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国家政权的柱石。离开有组织的恐怖，共党政府连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

红色恐怖的必要性并不限于此。托洛茨基在解释为何要谋杀沙皇一家时，说：“它能向我们的队伍击一猛掌，告诉他们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前面不是全面胜利，就是全面灾难。”[72] 因此，红色恐怖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咱们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状”战略——逼着或诱导大家都去犯罪，最后就断了众人的回头路，只有跟党干到底。

如同在中国戡乱战争（我党所谓“解放战争”）中后来发生的那样，这投名状战略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罪犯战略，一旦一方开始有组织的恐怖，必然引来对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而刺激出双方的深仇大恨，使得兽行越来越疯狂。

在俄国内战中，白军也照样搞白色恐怖，照样大规模枪毙、活埋战俘，甚至使用诸如挖眼、断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战俘，使得本来就是野蛮世界的俄罗斯彻底沦为中世纪杀戮场。但白军有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阶级斗争”学说，总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总是把仇恨发泄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当时俄共领袖中有许多犹太人，而且俄罗斯人有深厚的仇犹传统）。而布尔什维克则根本不管是同族还是异族，只要不是“阶级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该被屠宰野兽，被无情扫除的垃圾。

总而言之，俄国内战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残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都该有点印象。哪怕从高尔基的小说中都能看出革命前俄国普罗大众的野蛮兽性来。当这种沉睡的兽性被布党政府有意识地激发出来并加以娴熟的驾驭与利用，那就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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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Robert Gellately,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 p 59;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p 647. Penguin, 1998.
56. Edward Radzinsky: Stalin, translated by HT Willetts, 1996, 电子书（无页码）。
57. N Werth et al: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58. Nicolas Werth, Karel Bartošek, Jean-Louis Panné, Jean-Louis Margolin, Andrzej Paczkowski, Stéphane Courtoi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Nicolas Werth, Karel Bartošek, Jean-Louis Panné, Jean-Louis Margolin, Andrzej Paczkowski, Stéphane Courtoi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0.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РФ от 30.11.1992 № 9-п «По делу о проверк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сти указ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3 августа 1991 г. N 79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СФСР“, от 25 августа 1991 г. N 90 „Об имуществе КПСС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СФСР“ и от 6 ноября 1991 г. N 169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ПСС и КП РСФСР“, а также о проверк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сти КПСС и КП РСФСР» // «Ведомости СНД и ВС РФ», 18.03.1993, N 11, ст. 400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61. ПУТИН ПОКЛОНИЛСЯ ЖЕРТВАМ СТАЛИН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http://www.trud.ru/article/31-10-2007/122740_putin_poklonilsja_zhertvam_stalinskix_repressij.html
62.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pages 39，2001.
63. E Radzinsky: Stalin.
64. Robert Conquest： 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 page 101，2000.
65. 同上，以及N Werth et al: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66.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p. 630. Penguin Books, 1997.
67. Н.А.Некрасов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http://narovol.narod.ru/art/lit/nekras1.htm
68. 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p366.
69. 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p395, 着重号是原有的。
70. А Г ЛАТЫШЕВ: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й Ленин, стр 44-45，着重号是原有的。
71. http://wwi.lib.byu.edu/index.php/The_%27Black_Hundreds%27_Anti-Clerical_Campaign_/_Lenin_to_Molotov
72. Edward Radzinsky: Stalin, translated by HT Willetts, 1996,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