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失去了的“光荣革命”（一）

芦笛

袁伟时教授关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历史评价的一系列杰作，冲破了国共两党先后为中国人民强行设置的思想禁区，把大卖国贼、大独裁者、大流氓孙中山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写得何等好阿！请同志们再去看一遍那些杰作（对不起拉诸位，此处抄袭伟大领袖的大字报，不幸说的全是事实，请要反驳的卫道士们先去驳倒袁教授列举的一系列史实）。

不过，愚以为，或许因为身在国内，袁教授的思想解放其实并不彻底，他虽然为袁世凯作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辩诬，但似乎仍然认为袁大总统是个反面角色。其实在我看来，比起孙那种开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匪哲学的祸国殃民的革命乱党来，袁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错。

袁的最大失误其实不是称帝，而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放过了中国“光荣革命”的成功机会，这在全民族和袁本人都是无可挽回、无从弥补的重大损失。在民族，我们失去了一个顺利平滑地切入现代文明轨道的机会；在袁个人，他丧失了一个青史留名的良机，而这对于一个中国政治家来说其实是最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根本就超越了一般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可以指望的能最大限度满足个人虚荣的就是这玩意，而袁竟然交臂失之！

什么是“光荣革命”？对这问题，似乎国内知识界比海外“精英”还明白。我刚才去网上钩了一阵子，发现竟然连高中教师的备课教案都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人家还专门列表比较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的我党旧说。仅此一端，就足证跑到海外来的毛朝遗老遗少们是何等地背时（川话，此处不用“倒霉”原意，而是说他们背离时代）。

还是请故杨小凯先生来解释一下吧，人家说得比我精彩万倍：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
在一个有长期 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
控制‘控制者’的办法。

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
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
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后来的自
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

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后却是第三条路，从
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
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
没有根， 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
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后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
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
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

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
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
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 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
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

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
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
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
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
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
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
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
主， 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

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
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
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
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
中共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
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中共过于强大时，他
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
识到对中共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两个魔鬼
（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
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为便于读者阅读，笔者自作主张地增加分段，并
将原文中避讳使用的省略号“…”按文意补为“中共”【原文载北大新青年】。）

杨先生这里讲的历史简化了一些，忽略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宗教冲突背景（新教ＶＳ罗马天主教）以及此前克伦威尔独裁为后人留下的心理影响，后者我当在后文提到。不过对网络文化来说，这介绍似乎也就足够了。

本文想说的是，其实英国人在１６８８年遇到的机会我们也曾遇到过，这就是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

辛亥乱起，当时中国出现了政治改革发生跃进的良机，但转入民主共和国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帝制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天地君亲师”是每个农舍必备的牌位。君王作为一种近乎神权的精神权威，对维系社会安定起到了无从估计的巨大作用。正如我多次在旧作中指出的那样，传统中国根本不是马克思说的那种“国家机器”，帝王维持统治靠的不是枪杆子，而是孔孟之道的奴化教育，它使得人民除非真到了走投无路之时，就连反抗的念头都不会起、不敢起。这就是传统社会实行的“心治”，其稳定作用比有形的威慑力量大到不可胜计。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没了皇帝，势必在国民心目中造成巨大的权威真空，任何继任统治者都无法填补，必然要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随之而来的就是动乱，使一切社会改革意愿都成了空谈，而这就是辛亥之后的实际状况。

另一个实际问题梁启超早在事前就警告过众人了，那就是西藏、新疆和蒙古必将因满族皇帝退位而退出他们与满族的联盟，脱离中国。对这问题，日本的王柯先生有所论述，我已经把该文转贴到楼下，请有兴趣的读者前去观看。更翔实的材料见于内蒙建立的蒙古史网站，那上面详细介绍了蒙古王公是如何效忠于满室、反对皇帝退位的，后来又如何与中华民国离心离德。

简言之，在清朝以前，除了汉唐时代对西域的短暂的线状占领，汉族从来也就不曾领有过新疆、西藏和蒙古，是满族把这些大片地域纳进了中国版图。虽然满族后来汉化了，但汉族并无驾驭领导这些民族地区的精神权威：人家服从的是满人皇帝，不是你汉族总统。其实即使是满人，也只能靠黄教和通婚（后者主要是对蒙古）羁靡蒙藏，对新疆的回部始终未找到“心治”之策，靠的还是枪杆子那无奈的一手。不过，在本质上，清朝原来是几个少数民族联手对付汉族的政治同盟，现在你把人家的盟主搞了下来，还要奢谈什么“五族共和”，宁非作梦？

因此，孙大炮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完全是祸国殃民之道，必然要在国民思想上造成巨大混乱，导致国家解体，凡智者都应能在事前预知这恶果，正不必待事后才惶然失措，跟个白痴似的，掉进井去，才知道原来那儿的地上有个大洞。

袁大头后来称帝，其实就是察觉了这一点，在这上头，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起了很大影响，两者都认为其实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国情民俗。但两人都没看到，满人可以作皇帝，老袁则没那道义资格──你自己用“共和”口号把皇帝搞下来了，自己却爬了上去，算什么事阿？再迟钝的人都能看出这里面的荒唐。更何况就算他作了皇帝，也没那精神权威去驾驭蒙、藏、疆的活佛王公们。

当然清醒分子还是有的，而且很多，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可惜这些人恰是革命乱党的打击对象。阎老西在山西造反时，召开咨议局（地方议会前身）开会，令大家选“都督”，不料得知大众要选立宪党人，立刻令部下拔枪威胁议员们，于是荣获“一致通过”，“光荣当选”为“山西革命委员会主任”。

扯开了。总而言之，辛亥乱起，其实并非坏事，处理得当，可以将其变为促进中国社会改革的良机，这就是利用革命党向清廷施压，靠清廷及其后面的蒙古王公等保守势力压制造反派，让两个魔鬼打架，达成一种互相钳制的政治平衡，以此实现“虚君共和”。

这就是当时能采取的最佳决策，它既能维持国民传统意识的连续性，不至于因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骤然中断废除，导致国民思想混乱与无所适从，又能剥夺君王的权力，让他们变成毫无实权，只有丰裕的物质享受的傀儡，还能把他们变成被政客充分利用的工具，成为国家人格化的象征，以此唤起各民族的向心力与效忠之心，此外还能让他们起到好来坞名角的作用，招徕好奇的海外游客，发展旅游事业，为国家挣来大量的硬通货。

这就是狡猾的英国人干出来的好事，直到如今，人家还在玩这把戏。正如杨先生说的，当初势不两立的造反派辉格党和保皇派拖利党一直健在，现在照样在国会里日日打闹，只是辉格党后来改名为“自由民主党”，而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但媒体照样叫他们“托利党”），为世人开创了“相反相成，共存共荣”的辉煌的政治妥协先例。而王室完全成了傀儡，连投票权都没有。女王每年对国民演说的稿子都由首相捉刀，却照样是“英联邦”的首脑，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此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实在是少见。

这大好机会也确实在当时的中国出现过。老袁充分利用孙黄造反派那魔鬼，去压迫清廷那另外一个魔鬼，导致朝廷退到了底线，同意实行责任内阁，等于是完全同意了“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光绪皇帝和老佛爷同时驾崩后，摄政王载沣（醇亲王，乃光绪的弟弟）为他哥报仇，贬斥了袁大头，令其回家“养疾”。未己，武昌“起义”，派去征剿的北洋军队怠工，致使革命无法平息。朝廷仓皇无计，不得己请老袁出山，他跟朝廷讨价还价，开出了六个条件：

一、明年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

四、开放党禁。

五、授予指挥前方军事全权。

六、保证粮糈充份供给。

这六个条件中，除了最后两条与平乱有关外，其余四条，是国共当国时从未作到过的。如所周知，国府虽在４０年代晚期短暂开放过党禁，到台湾后立刻又实行戒严，这一戒就是将近４０年，直到经国先生死前才解禁，而大陆到现在也没作到前四条。第二条更重要，所谓“责任内阁”就是英国式的内阁制，完全剥夺了王室的统治权力，使皇家变成了英国式的君临而不是统治（reign, not rule）。

但清室因为是极度弱化懦弱的统治者（这是老统治者的共同特征，所以，对草民来说，宁愿生活在弱化的老统治者之下，决不能生活在充满活力、野心勃勃的革命新政权之下，后者比前者还霸道厉害万倍），居然也就一一同意了。老袁于是出山，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庆亲王统统靠边站了，君主立宪于兹在中国正式开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