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失去了的“光荣革命”（二）

芦笛

不幸的是，历史于此出现了个转折点，从此中国便进入了“革命──祸国──再革命───再祸国───直至灭亡”的疯狂飞速下降螺旋，至今尚不知当伊于胡底。

这悲剧过程思云在《策马入林》中已经作了介绍：

“早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前，宋教仁等就已经准备好把大总统的职位
让给袁世凯了，袁世凯并没有欺骗孙中山。武昌起义发生后不久，袁世凯密
派使者到革命军，提出双方停战讲和，对革命军进行‘招 安’。对此宋教仁
向袁世凯的使者转达了革命军方面的立场，向袁世凯提议：

‘乞速转戈北征，驱逐鞑虏。立此奇勋，不愧为汉族男儿。果而，我辈当敬
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较诸现在之内阁总理，实有天壤之别。不
然吾辈一面当长驱北伐，一面当实行暗杀主义，后悔无及矣。’

黄兴也向袁世凯送去书简，其中说：‘明公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
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
非但湘鄂人民载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
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利害上来说，老袁着眼民族和解，派出使者南下讲和，呼吁咸与维新，都完全是对的：拳祸过去不过十年，巨额赔款弄到民穷财尽，当真是国步维艰，国脉如丝，岂还禁得住战祸再起，涂炭河山？你们革命不是据说是为国民争民主么？现在清廷已经交出权力，又同意赦免革命党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弃武力，改成议会政党，参加民主竞选？

但革命乱党对清室的仇恨简直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为了达到推翻王室的目的，竟然不惜以大总统的高位收买老袁，辅以暗杀的威胁。宋教仁那封信，端的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黑社会流氓杰作：听我们的，则你就是大总统，普天之下唯你为尊，“较诸现在之内阁总理，实有天壤之别”；不听我们的，则我们就要派死士源源入京，取尔首级，到时天大的富贵错过了，还枉送了性命，“后悔无及矣”！

许多人只知道人云亦云，跟着国共两党骂老袁，却看不出这种黑社会流氓式的威胁利诱和收买，是任何凡人都抵挡不住的。

须知其时革命党人以“实行暗杀主义”为专业，老宋的信决非虚声恫吓。同盟会要员、孙文亲信汪精卫亲自出马谋刺摄政王，光复会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同盟会彭家珍暗杀“宗社党”首领良弼……一时简直是暗杀成风，就连老袁自己也差点儿死在暗杀里。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６日他乘坐马车到外交部，被埋伏在路旁茶馆、酒店中的刺客连扔了两个炸弹，当场炸死炸伤管带、排长、亲兵４人，平民２人，幸亏车夫机智，拼命鞭打受了重伤的马，改道狂奔回府，才躲过了前面的埋伏。试问天下有谁受得了这种恐吓？更何况还有大总统的宝座在那儿作诱饵？

在这种情况下，谁ＴＭＤ不会动心？“只有千日作贼，没有千日防贼”，当时连汽车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装甲防弹车，更别说如我党领袖深居简出，行踪诡秘，鬼鬼祟祟地躲在红墙之后、大隧之中那些见不得的去处了。对老袁来说，这确实是再具体、最真实不过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带兵打仗可能遇到的生命危险──任你防范严密，不管你抓了多少人，人家只需得手一次便足矣。

在一般人心目中，老袁就是戏台上的那个大白脸曹操，似乎生下来脑袋后面就长了反骨，“夙有大志”，如王司令似的做惯了帝王梦。其实真情根本不是这样。

他这人很复杂，既是个传统型的旧官僚，头脑却又极度清楚精明。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对西方文明没有什么理性认识，但难得地具有在中国人中极为罕见的常识，头脑是超越时代的开放灵活。最难得的是，他和富于“理想主义”、只知空谈的革命领袖孙、黄、宋等人不同，具有丰富的最高级从政经验和杰出的行政才干，这点就连黄、宋等人也不得不承认。

当然，他也具有一切政治家的通病，就是将“本人的飞黄腾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这两档子完全不同的事划了等号。但凡中国的政治家们，无论在朝在野，都一致认定“本人不出，如苍生何？”“只有我自己才能救中国”。

但他和革命家们不同，乃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官场老手，论本质是个opportunitist ，所谓“机会主义者”（可不是我党用滥了的那个意思），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和高深理论，而是如老邓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并没有个早就想好的篡位战略在那儿，而是随时抓住机会加以充分利用。没有机会，他不会去想做什么内阁总理；没有机会，他也不会想去作什么大总统；同样地，没有机会，他也不会想起来去称帝。罗马尼亚谚语说：“机会造成贼。”老袁就是风云际会、各种凑巧的因缘集合在一起造成的贼。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老袁吞下革命乱党的诱饵都是必然的。难得的是他作事颇留余地，深具传统中庸平和之风。在他的安排下，清廷获得了优待条件，以体面和平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老袁在世时，尽管国家财政极为困难，还是尽量如约供给逊清朝廷岁费，并为隆裕太后举行祝寿活动。太后死时，他还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可谓善始善终。

在中国饱受毛主义赤裸裸的兽性“斗争哲学”糟害凡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百感交集。的确，如此忠厚行事，不但是后世那些饱含怨毒、只知红了眼杀对方满门良贱的革命同志们绝对无法理解、遑论效法的，而且也决不是既往的莽、操、司马昭式的野心家们可以比拟的。后来中国堕落到了何等地步，光从驱逐废帝出宫的大土匪流氓冯玉祥竟被捧为民族英雄就足见一斑。正因为此，满清和平放弃统治权的好事大概再也不会重演了。托我党的福，现在的国人只懂暴力仇杀一门语言，个个是潜在的“血滴子”。

尽管如此，老袁接受革命乱党的收买，无论对社稷苍生而言，还是对他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大错。如果芦笛生于彼时，定要向他上书痛陈利害。

这道理是明摆着的：所谓民国，标榜的乃是“民主”，而所谓“民主”的实质，无非将人民这种政治资源直接引入国事决策，实行分权，互相抗衡。但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人对民主都没有什么起码的理解，无非是把它当成一种富国强兵的速成工具罢了。在满清，富国强兵的要求特别强烈，因为半个多世纪来，国家实在是被西方列强欺负惨了，无论朝野，对此都深以为耻，梦寐以求的就是使中国迅速富强起来，找回昔日的光荣与尊严。

因此，清廷之所以同意搞宪政，并不是热衷于放弃权力，而是因为出国考察的大臣们回来报告，其时所有的文明强国都搞这名堂，所以，中国要强大，非得跟着人家学不可。国人的急功近利甚至到了这个地步，甚至认为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乃是因为日本立了宪，而俄国没有！

同样地，孙黄辈鼓吹革命，其标榜的目的也就是富国强兵，并不是他们真的对民主有什么理解，更不是什么顺应人民的要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立宪派的主张更现实，更有足够的成功榜样可以效法学习，也就更容易成功。

须知民主成为“世界潮流”（＝时髦），乃是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英美通过两次战争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了全世界。但在辛亥革命爆发那阵，实行民主的强国也就只有英美法三家，而且只有美法两个共和国是强国。

因此，在当时看来，共和国是否真是革命家们鼓吹的万应灵丹尚不可知，而靠君主立宪富国强兵的例子则多的是，英国、日本、德国都如此。君主立宪的好处，还在于它充满弹性，可松可紧，可以根据具体国情在“开明专制”（如日本德国）和“民主”（如英国）之间作调整。

作为具有丰富治国经验的现实主义政治家，老袁其实本能地知道这些，不然他也不会为实行宪政奋斗了。但可惜他根本没看出来，孙黄辈的所谓“民国”，从一开头就是个笑话，他放弃“明媒正娶”的内阁总理不当，却去“淫奔”，去当那什么狗屁总统，实在是吃错了药。

其实项城从那诱饵中就该看出来：所谓“民国总统”，应该是全民选举出来的，岂能在政客之间私相授受？总统高位竟然能变成收买政敌的重贿，这种“民主政治”是什么流氓政治还用说么？靠这种“淫奔私通”获得的高位来路既然不正，又岂能保久？迟早要被流氓们再度搞下来。可惜老袁大概没和流氓打过交道，竟然看不出那“民国”完全是个“仙人跳”，一脚踩了进去便后患无穷。

世人只知袁世凯、段祺瑞胁迫国会投票，却不知这流氓把戏其实是革命乱党率先发明的，据吴玉章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坚持让袁到南京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临时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决议赞成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黄闻讯大怒，黄兴竟以武力威胁议员，要他们自动翻案，否则就要派兵把他们抓起来。吴玉章回忆道：

“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
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
就走了。这怎么办呢？……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
见投票。 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
决议纠正过来了。”

因此，这“民国”从一开头就是个流氓玩具，袁大头以官身进入流氓界，绝对只会变成流氓，窃为他玷污了清白之身可惜。

就算老袁不知道那些烂事，也该看得出那诱饵其实一钱不值。《临时约法》明明规定了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不过是个虚职。政治家乃是人类中权势欲特别发达的异类，不管是什么制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老袁当然想权，所以才会去不遗余力地推销责任内阁制，目的是架空王室和贵族，让大权全部落在自己手上。如今他却为了个大总统的虚名，把脖子自动伸进他用来对付清室的套子中去，实在是糊涂至极。因此，他不做总统则已，做了便迟早要毁约改法，因而毁了自己的名声，这乃是从一开头就摆明了的。

以上种种，决定了老袁上任后迟早要和革命党发生正面冲突，而这在他乃是最不明智的选择。作为政治家，他应该懂得起码的平衡权术。如果他拒绝革党诱惑，坚持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奉清帝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则满清贵族、蒙古王公、守旧官吏、乃至朝野的立宪派的政治势力都会给保留在政坛中，变成与革命党作对的合法政治势力，他只需居间折冲调停，以自家实力作为最后仲裁的后盾，立刻便成了“助楚则楚兴，助汉则汉昌”的一言九鼎、不可或缺的国家栋梁。内阁总理并无任期之限，只需掌握国会多数即可。如果他成为实力强大的第三势力，变成对立双方争相拉拢奉承的对象，要做到事实上的终身首相并不困难，何况他自己就知道袁家的人活不到６０岁。

更重要的是，这正是实行民主的人间正道。正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向世人昭示的，真正的民主，就是不要赶尽杀绝，彻底铲除某派政治势力，而是容忍新旧各派势力存在，彼此公平竞争，在互相对立中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使国策能兼顾各派势力的利益，并使社会因实行对各派政见的兼收并容的自由主义而充满勃勃生机。

因此，无论从袁的个人利益还是从中华民族各民族利益来看，袁放弃“制定宪法，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既定政纲，吞下了革命匪徒们的诱饵，端的是“九州铸铁终成错”，令后人扼腕不已。这千古大错当然首先是项城的责任，但革命党威胁利诱的罪恶也不容否认。如果没有宋、黄那两封信，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而写出来的一定要辉煌得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