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廷垮台的直接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袁伟时先生已有论述，他认为大清是让三大错误打倒的：政改当断不断，无力制止贪污以及重蹈国有经济死胡同。

这三条我认为除了第一条外（即使是这一条袁先生也似乎没有说在点子上），其他两条都未必致命。例如贪污问题，要论深度与广度，有哪个朝代赶得上今日？只要贪污不至于让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它根本就不会引起动乱。中国人早就习惯了两千年了。论国有经济，大清也岂能与今日同年而语？“保路运动”确实是铁路国有化触发的，成了武昌“起义”先声，然而那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引起的思想混乱，人心浮动。

窃以为，导致清廷垮台的第一个重大原因，是它没有实行中央集权。如上节所述，清廷的重大失误在于，某些最重大的措施要么始终没有出台，要么出台太晚，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官制改革，亦即将原始的政府机器迅速改为西式，以胜任现代国家的管理要求，统一规划实施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改革，并加强中央集权，将军权、财权、人事权迅速收归中央，确保朝廷在遇到危机时刻能倾全国之力应对，并防止地方坐大而引起国家分裂。

可惜这最重大的机构改革迟到1903年才开始，直到1906年年底才基本上搭起了现代国家的框架。它虽然以“大权统一于朝廷”为目的，可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尤以军权为然。

此前朝廷把军队编练推给了地方甚至某个大员（诸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使得军队从来不是国军而具有浓厚的私人武装性质。待到陆军部成立后，这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仅地方督抚仍可兼任军事统帅，而且军队的效忠对象也并非国家而是私人。这国家结构上的重大弊病，不但使得政权失去了可靠支持，而且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做足了铺垫。直到1949年，中国军队都始终保持了私人武装特色，只是淡化了而已。

如果说没有及时改造国家机器，强化中央集权还只是消极的错误，那么，成立各省谘议局（即省议会）、试行地方自治则是积极的错误。当时的人不知道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为凡实行宪政就必须实行地方自治。这结果就是在各省建立了立法机构，促进了本来就已现端倪的离心倾向。后来各省独立便利用谘议局获得“合法性”，最后它更变成了军阀割据的橡皮图章，实为千古之误。

导致清廷灭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摄政王载沣在宣统即位后采取的“强化中央集权”措施。

满清以几万少数民族（入关时八旗兵力约15万，清末23万，满人约占1/3）统治几亿汉族，人数对比如此悬殊，一直在提心吊胆。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吓得清廷深重的不安全感发作，生怕军权落入汉人之手，皇族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不但罢黜了袁世凯，炮制了个“皇族内阁”，而且忙着“抓军权”：由摄政王自任代理海陆军大元帅，载涛、毓朗担任训练大臣兼军谘大臣，载洵当筹办海军大臣，荫昌任陆军部尚书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

摄政王蠢到看不见，这些措施非但不能增加皇室的安全，反倒得罪了所有的人。士绅集团从来代表传统社会的民意。大多数士绅本来并未受革命党的排满宣传蛊惑，他们多是立宪派，对立宪抱有很高的期待值。皇族内阁的出台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觉得清朝没有诚意改革，还想把持政权，搞的是假立宪（这种看法在今日仍有广大市场，盖汉人不会换位思考，理解满人心思）。就连梁启超那海外孤臣都大失所望，认定立宪失去了人心，必然失败。

对老袁的罢斥更埋下了祸根。老袁本为慈禧倚为干城，乃是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与工程师，于国家功勋卓著。摄政王上去后却因缺乏自信引起的恐惧，毫无理由就猜忌国家重臣，甚至一度动念杀袁，吓得袁逃到天津去，只是因为张之洞的劝告才改为勒令袁回家“养足疾”。有谁在遭到这种不公平待遇后还能心平气和？在辛亥乱起后还指望老袁出来与朝廷同舟共济，宁非痴人说梦？

那么，摄政王安排的“将领”们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表现又如何？看看恭亲王溥伟记录下来的载涛（摄政王之弟）在御前会议上的发言就够了：

臣伟（溥伟）碰头奏曰：

“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
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
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
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
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
亡国么？”

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
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
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
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

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
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
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

（太后）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

（太后）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

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

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
说什么？”

（溥伟）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
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
可行。”

太后曰：“我知道了。”

这段对话由溥伟记录在其日记中，其中隆裕太后那无知家妇的凄惶胆怯、患得患失状以及载涛的白痴状跃然纸上，可信度很高（他断不敢讪谤太后以及叔父载涛）。老袁拿捏哄弄孤儿寡妇，实在丧德，而溥伟颇有其远祖遗风，一眼便洞察“优待条件”的骗局，准确预见到后来冯玉祥的逼宫：“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

所以，若慈禧挑溥伟作皇帝，则历史如何发展正未可知。其实也用不着在战场上决胜负，朝廷只需坚持下去，则本来就四分五裂的革命军必因缺饷而哗变。近代战争比不得洪杨造反，庞大的战费根本就不是南京政府可以维持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清廷柔懦，镇压革命乱党不力，没有立法严禁恐怖活动以及煽动仇恨、暴乱，一误再误，致使改革失去了和平环境，终被颠覆。

1906年冬，黑社会组织哥老会（改名“洪江会”）在湖南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胡瑛、朱子龙等人被孙中山派到武汉，勾结“日知会”刘静庵等人，蓄谋在武昌发动叛乱响应，事泄后被张之洞逮捕，仅判了十年监禁。

1910年3月，汪精卫和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仅判终身监禁。辛亥乱起后便获大赦，一共只蹲了一年多的监狱。

1911年7月，武汉《大江报》连续发表何海鸣、黄侃煽动暴乱的文章，诸如《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广总督瑞澄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 “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该报总编辑詹大悲、何海鸣，却仅罚款800元，后因二人无钱缴纳，才改判徒刑18个月。

这些罪犯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也会受到法律惩罚，然而清廷却柔弱轻纵，姑息养奸，越到后期便越甚，到辛亥乱起后更是任意宽容谋反行为。例如驻石家庄的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竟然截留南运军需，并电奏清廷“大赦革军而息战事”。清廷竟不以军法从事，反而授他署理山西巡抚以示嘉许！这么做，等于是公开鼓励大众反抗朝廷。

反过来，革命党人可就绝不会这么温良恭俭让了。就是那个《大江报》，在民国建立后由何海鸣接任主笔。何发表了《恶政府之现状》一文抨击湖北政府。湖北都督黎元洪立即派兵带着令箭，上面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前去查封大江报社。何海鸣幸亏不在社内，闻讯逃往上海。次日黎元洪通电全国，通缉《大江报》主笔何海鸣与凌大同，要求各地“应请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何虽没被抓到，凌大同却被捕遇害。

此后“黎菩萨”在武汉大开杀戒，铁腕镇压了“群英会”暴乱、南湖马队暴乱、“同志乞丐团”、“改进团”、“公民讨贼团”等骚乱，使武汉三镇浴于血雨腥风之中，连战俘都被无情杀害。他当年的革命同志（例如“首义元勋”文学社的骨干分子）基本上被他斩尽杀绝，不是被“就地正法”，抓到后就当场斩首并暴尸街头，就是被抓进都督府处死，尸体被塞入麻袋抛入江中。许多人只是被人举发为乱党就给抓起来，常常连口供都不问就被当场斩杀。

民初军阀第一人李烈钧任江西都督也一样心狠手辣。1912年12月，南昌城内发生兵变，迅即为他率军镇压，抓到的百余人当即被他枪毙，丝毫不讲什么法律程序。

然而中国人似乎就吃这一套，正是“困难像弹簧，你强他就软，你软他就强”。清廷沽名钓誉行“仁政”，连谋刺国家元首的重罪犯都轻饶，最后是遍地烽火狼烟，最终只能垮台。革命党人则实施革命恐怖，毫不留情地诛杀一切胆敢起来反抗他们的人，反而能维持统治。例如黎元洪当上湖北都督后，历经多次暴乱和谋刺。换任何一个满清官员去，早就给人杀了十来次，政权也早就垮台了。然而他不但平平安安活了下来，而且在湖北的统治始终不曾动摇。

说这些，当然不是主张“屠民治国论”，而是想指出，自鸦片战争爆发后，满清先是耽误了60年的光阴，迟迟不作改革，直到在拳乱后失去了民心，民间呼声高涨，才被迫全面启动改革。在改革发动后又未预见到改革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不知道该首先采取哪些重大措施，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确保改革不被颠覆，便贸然推动急剧改革。在革命党的排满煽动引起了民众思想混乱之后，朝廷还不知道对症下药，立法禁止煽动种族仇恨，铁腕镇压恐怖活动以及武装暴乱，并营造满汉亲善气氛，放手使用汉员，尽量避免刺激民族间的隔阂猜疑，却因为恐惧弄巧成拙，以百无一用的废物组成“皇族内阁”并“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以此去为革命乱党火上加油，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使得改革终于夭折。

犯下这么多错误，其中有可以原谅的，也有不可原谅的。可原谅者，乃是当时朝野实在无人明白，传统国家结构极度古老原始，根本不配领导现代化运动，因此最先需要改革的就是官制。就算不懂现代国家的结构，起码要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领导。本来同光中兴名臣辈出，要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非难事。不难想象，如果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集中在中央，统一策划领导洋务运动，则成效一定会大得多。可这些人却都全给外放去作督抚大员了，于是洋务运动便成了一种布朗运动。

另外一个可以原谅的历史原因是，当时朝野无任何人明白，改革的前提是社会秩序不能反被改革颠覆，而中国不西化则已，否则最先需要西化的就是中央控制地方、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西化前，中国主要靠三纲五常来维持社会秩序，而这一套在现代社会中根本就不够。社会生活越先进复杂，政府控制人民的手段也就越精密复杂，否则无法维持为全民安居乐业所需的社会秩序。靠远古传下来的原始国家机器的硬件和软件，根本就不可能承受一个剧变了的社会。这结果便是让社会倾覆了国家，贻祸全民。

满清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精巧的“控制论”，是无法从中国无比丰富的阴谋诡计宝典中找到的。即使是慈禧太后也就只会玩点分而治之的祖传把戏，在重臣中搞搞平衡，却不知道管制舆论，建立国安、公安机构，杜绝革命党人的煽动宣传，从根本上防微杜渐。直到辛亥乱起，溥伟能想出来的控制袁世凯的高招，也不过就是“使瞿（子玖）入内阁，岑（春煊）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袁世凯）之狡谋”（《溥伟日记》，括号内注解为引者所加）。他根本就没想到，升允根本就控制不了北洋六镇，只会是个空头钦差，如同陆军部海军部那些皇家废物一样。

不可原谅的则是慈禧的错误。对镇压戊戌变法我倒没什么意见，反正那改革大而无当，并无什么可操作内容，但她因为误以为光绪图谋发动政变谋害她，便为建储事纵容拳匪“扶清灭洋”，最后闹到与列国开战，则是无法挽回的大错。此乃颠覆大清第一功，任何人也无法否认。

其次则是她无视臣下劝立长君的进言，不立20多岁的溥伟，却立了个婴儿皇帝溥仪，还把个废物载沣弄成摄政王，使得身后中枢无人，危机一旦到来大局便轻易崩坏。此乃颠覆大清第二功，同样是谁也无法否认。

摄政王的愚蠢就不用说了，以没吃到羊肉却惹来一身骚的“皇族内阁”为革命火上加油，乃是颠覆大清第三功。他就算要用皇族或旗人也罢，总得用点有才干的人吧？可他却排挤了载泽、溥伟、端方、良弼、铁良等杰出人才，专用和他一样昏庸、无能、怯懦的载涛之流。当然，这说到底还是慈禧的错——他乃是慈禧指定的实际上的接班人。

一言以蔽之，晚清改革的主要失误，就是出自虚骄的文明优越感，长期拒绝改革，直到给八国联军逼到穷途末路才匆忙展开，在改革前没有预见到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因而未能先作相应的制度改革，以确保改革能平安进行到底。即使如此，如果不是朝廷的昏庸以及某些偶然事件，则国柄也不至于如此轻易地被老袁巧取。

五、结语

如今晚清改革成了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似乎是因为今日又显现了与晚清相似的局面。然而愚以为，这种相似只是皮相的，晚清与现代中国在本质上有着重大差别，可大致总结于下：

1）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今日中国已经变成“官—民”两层结构，失去了由皇帝发动不利于官、但利于国、利于民的政治改革的可能，不可能再有哪个明君，为了“皇室永固”而主动向百姓恩赐基本人权。

2）今日中国毫无外部危机，朝野上下都失去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紧迫感。

3）毛共宣传抹黑了西方文明社会模式，培育了国民中深厚的反文明思想。现代中共又以所谓“爱国主义”宣传开倒车，一笔勾销了一个半世纪来先贤们的代代努力，使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重新恢复了鸦片战争前的井蛙心态，失去了学习西方的愿望。

4）统治者从苏联学来了至高无上的“控制论”，获得了全面彻底控制人民的手段，确保了坚持官僚制度百年不走样。统治者被动让步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

5）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日中国的必需的政治改革不再如晚清那样是中央集权，而是地方自治。

6）政府具有控制人民的空前强大手段。如果中共发动旨在向人民归还基本权利的政治改革（虚拟语气，从目前来看无此可能），即使引起一时或局部的动荡，政权也不会被颠覆。我党领袖大可不必自惊自吓，动辄过度反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