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经济学及其他

芦笛

刚才匆匆进来看了一下帖，没见到易明教授的回覆，让我如释重负：我根本就毫无兴趣奢谈我丝毫不懂的事儿，这次不知道怎么会去跟这小子争论起来。以此之短，击彼之长，自然是只有出丑的份儿。出丑倒无所谓，反正我面皮严重老化。而且，与内行切磋，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只是我对经济学毫无兴趣（为了尊重老明子的职业尊严——其实这小子是数学教授，经济学似乎也只是玩票，不过从纳什开始，好多数学家似乎也都是经济学家，所以也不能称为玩票吧——我不再用“伪经济学”字样，以减少他的肾上腺素分泌量，利于他延年益寿），没有心思去学习那极度乏味的学科，所以，最好还是等内行救兵上场，替我顶住共军，让我有空去写完《中印边界冲突史话》，再拿去骗钱买米下锅。

这里答一下网友的帖。必须说明，我对阶级感情比较旺盛、政治思想觉悟比较高、政治立场特别坚定的网友从来是退避三舍。这是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习惯，因此不是有贴必覆。如果不是我觉得那问题确实构成了挑战，则具有积极分子气味的帖子我就不回答了，还请同志们原谅我这个人偏好，这也是从维持论坛和谐气氛着眼。

一、抗日经济学

葡萄皮说，他关心的不是经济学的真伪，而是抗日经济学。我这里说一下本外行的看法。

易明教授认为，不可“经济抗日”，因为那将重创中国经济，但澳洲的黄有光教授认为，完全可以“经济抗日”（我怎么觉得“抗日”这词不雅，有点像是从强奸受害人嘴里出来的），理由是：

“2011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1946亿美元，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高达23.6%，加上迂回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同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只有148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的约4%。因此，日本玩不起这贸易战。

根据基于完全竞争的传统经济学，中国减少买日本货，即使不考虑日本的反击，中国本身也会损失，而且损失程度与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实际世界的经济，厂商是不完全竞争者，价格远远大于边际成本。中国少买日本货，日本厂商的损失（等于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程度）会比中国的消费者的损失（接近于零）大得多。如果考虑爱国情绪，中国消费者可能反而得利。因此，至少从纯粹战术而言，这贸易战可以打！ ”

这里要解释一下文中所用的行话。所谓“边际成本”，就是厂商增加了一个单位的产品后在总成本中造成的增量。边际成本是生产规模的函数，先高后低。例如书商为老芦发行100本书，付出的成本与发行1000本的也差不多，后者的边际成本也就要低得多。但印数增加到一定值时，边际成本又开始增加，例如发行到一亿本，则书商恐怕要破产，也只有国家的财力才能支撑发行几亿册的红宝书。所以，理想状况是将生产控制到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收益，则企业于此时达到最优效益（也就是最能发财，嘿嘿）。

所谓“完全竞争”，是类似物理学中的“质点匀速运动或匀加速运动”那样一种理想模型，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指的是市场完全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进出，资源可以在参与者之间自由转手。在完全竞争中，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但这理想情景并不存在，实际中发生的都是不完全竞争，亦即价格受非市场因素干扰。所以，价格一般都远远高于边际成本。此所以凡是奸商都想垄断市场，而中国政府又为何绝不会自动放弃国企对市场的垄断。

如果市场发生的是完全竞争，则无论中国对日有无出口，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的伤害与对中国经济的伤害程度相同，这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吧。老明子的说道，其实也就是试图讲这个道理。

可惜黄有光教授说了，那是隧道眼，是用理想状态来代替实际状态作为战略制定的出发点。实际发生的是不完全竞争，因此价格远高于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作用力是否等于反作用力，就要看己方的出口量如何。出口量越小，国民经济的出口依存度越小，则反作用越小。据他介绍，中国对日出口量比日本对华出口量少466亿美元，而且，中国对日出口在总出口量中所占份额仅为日本的1/6。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日货给中方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小于日方遭受的损失。换言之，《人民被日报》说中国有“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与承受力，黄有光教授则出来说，《人民被日报》的底气还不够粗，实际上发生的只会是“杀人一千，自损八十”。

从伪经济学（oops, sorry啊）的角度来看，黄有光教授是对的，易明教授错了。这抵制日货或是抵制洋货不自今日始。鸦片战争之所以打起来，不就是为了抵制洋货么？中国原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从来可以忽略不计。哪怕停止一切外贸，对国民经济也毫无打击，但鬼子可就不同了。此所以英国鬼子要打两次鸦片战争，倒不是如国人想像的那样是要武装贩毒，而是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后来这抵制日货又在五四期间大规模地玩了一回，前辈与今日爱国志士的区别在于两条：第一，人家是文明抵制，从不打砸抢烧贩卖日货的商家，而是由愤青们挨家挨户调查清点日货存量，要店家卖完存货后不再进日货，而商人们都真心实意地爱国，完全同意这样做。于是既没有损坏同胞财产，又有效抵制了日货。第二，前辈爱国，真心实意的人还真不少，不会脖子上套着尼康相机，T恤上写着“抵制日货”。正因为此，抵制日货运动确实给了日本经济相当大的打击。我看过一份统计表，日本对华出口大幅度锐减，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产量则在此期内蹿升。

但这不是说黄有光对了。相反，他的论证，再典型不过地显示了伪经济学家（oops again）的隧道眼与直线脑。在此用假想实验外推到极端情形：假定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大获全胜，把洋货永远堵在海外，洋鬼子少发了中国的财，对他们的外贸当然是个重大打击。但那又如何？中国今日将仍然是那个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没有轮船，没有任何一种像样的基础设施，没有除宫殿​​外任何一种像样的居室（即使宫殿也并不适宜居住，参观过养心殿的同志都该震骇于那贫民窟式的“暖阁”），没有工业，没有第三产业的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

爱国志士的迷误，就是看不到洋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市场，虽然伤害了国人尤其是清流士大夫的脆弱的自尊心，但从长远利益来看，给中国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得。这一事实，已经为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与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对照实验雄辩地证明了，并正在为南北韩的对照实验雄辩证明。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并不是零和博弈。对后发国家来说，它占的便宜要远远超过先进国家，日本与中国的崛起所需时间远比英美所需的短就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以短期利益来看，黄教授也是隧道眼、直线脑。他只看得见钱数（因为经济学就是发财学），看不见技术，做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心中有’数’”，却如老人家一般“心中无质”。中国与日本的外贸交易在质上并不对称，基本是以“数量对质量”，即以低智力附加值的产品换取人家高智力附加值产品。精密车床、轴承、电脑芯片等等高精尖产品，都要靠日本提供，人家一旦掐断供应，则给中国带来的打击绝不是可以用钞票损失来量度的。

再从整个经济大气候来看，黄教授就更显得是隧道眼、直线脑了。前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宣称，中国经济已经硬着陆，目前中共处于1949年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个人并不认为情况有如此严重，但我仍然认为经济虽未硬着陆，却已经到达了停止高速增长、转入停滞期的拐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都已接近熄火：投资、房地产、对外出口（一般人认为是投资、对外出口以及内需，但我认为内需远不如那三项重要）都已经难乎为继——投资：2008年的四万亿至今尚未完全消化；房地产：政府已下限购令并在酝酿推出房产税；而对外出口则因欧债危机只会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跟日本打贸易战，岂不是雪上加霜？就算重创日本，那又便如何？人家的制度稳定，政府再如走马灯一般换也不会造成社会动乱，咱们则完全靠不断改善经济来向百姓买静求安。一旦经济发展这真正有效的维稳手段失灵，那还得了？这政治代价是中国政府承受得了的么？

See？这就是伪经济学家的通病，见叶不见木，遑论见林。须知这位黄教授曾是杨小凯的同事，是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由此可见所谓“社会科学”是什么玩意吧。

二、经济学大拿在俄罗斯闯的祸

佳佳说，日本、韩国、台湾的政府（我上次还忘了新加坡，新加坡更是由政府指导的计划经济。不过新加坡恐怕不足为训，因为那不过是个公司的幅员与人口）决定龙头产业何在，必须要作预测。一旦预测失误，势必满盘皆输，但这几个国​​家都成功了。由此可见，经济学还是有预测能力的。

这丫头实头聪明。我不能不承认，在某些场合，经济学确实有预测能力，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创业机会，就是一种预测。而亚洲四小龙在这些方面确实是成功的。不过那也不是很难，因为他们开头瞄准的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本来发达国家就想把这些过时货下放到不发达国家。中国走的也是这条路，而且是抄袭四小龙，那就更简单了。

事实上，建立经济学的目的，就是想预测自己采取的微观或宏观决策的后果如何。否认这一点，就完全否认了经济学的建立目的。这话也只有易明教授敢说。

丫头还问哈佛大拿是怎么把俄罗斯坑进粪坑的，我把旧作《野蛮的俄罗斯》的有关章节贴在这里吧：

叶利钦当国后，迅速推出了他的激进改革。他的经济改革主要有两大措施，一曰“休克疗法”，二曰烂污私有化。

所谓“休克疗法”，就是不经过渡阶段，在旦夕之间停止全国计划经济的运作，强令其转入市场经济。这是哈佛大学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某些伪经济学家想出来的馊主意，那基本思路是长疼不如短疼，急剧转型肯定会造成经济运转一时脱节，但此后生产力与资源配置即会根据市场需要自动调整自己，重建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来。这一套据说曾在波兰试用过，效果不错。但有的俄国经济学家怀疑能否在全球最大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照搬这套。然而叶利钦的副手叶戈尔•盖达尔非常热心，说服叶利钦采用了这“疗法”。

1992年初，叶利钦下令解除了国家对外贸、物价与外汇的管制。为了控制必然引发的高通胀，国家将利息提得极高，而为了保持国家收支平衡，国家也极大地提高税收，大幅度削减对企业的补贴与社会福利支出，以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这些昏招立见神效，引发了无从控制的恶性通货膨胀与信用紧缩，大批企业倒闭，工人纷纷失业。截至1999年，失业人口已达9百多万。在职员工也长期领不到薪金，退休人员领不到退休金和其他津贴，国民经济进入持续萧条。整个90年代，俄国的GDP都只有改革前的一半。恶性通胀将民众的储蓄洗劫一空，而社会福利的丧失使得老弱妇孺陷入困境。到1992年年底，已有44%人民的生活水平跌到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巨额财富却流入一小撮寡头囊中。腐败与犯罪行为猖獗，社会治安迅速恶化。国家预算下降为原来的1/13，外债剧增，1998年外债达GDP的146.4%。国民生活水平从1990年的世界第25位，下降为2000年的第68位。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叶利钦为俄国制造的这一经济灾难，甚至超过了30年代大萧条对美国或德国的打击。

那么，中国为何没出现类似现象？国内学者秦辉与沈志华都说，那是毛胡搞一气，从来也没像苏联那样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因此自然也就不会遇到那样严重的经济转型困难。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甚至并非主要原因。姑不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而非激进的，无论是取消物价管制、外汇管制等等，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以所谓“双轨制”作为过渡。而且，即使中国采用俄罗斯的改革方案，也不至于引出那么大的灾难来。从本质上来说，苏式国营企业是不可能改革的，这就是老大哥为何翻了船。而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靠的全是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户等等体制外企业，与国企改造无关。全靠老毛的文盲胡闹，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仍不是苏联那种工业化国家，折腾了30年也没实现工业化，只是老修在50年代帮咱们打下点有限的底子而已。工业化其实是在改革开放期间才完成的。因为工业化不完全，再加上大量的体制外的剩余劳力（城市无业游民以及巨量的农民）与体制外的资本结合起来，当然要试看天下谁能敌了。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经改成功，是体制外力量的成功，而前苏联没有这种庞大的体制外力量，该国城市里没有闲人，农村也没什么剩余劳动力。

叶氏的另一改革措施是烂污私有化。 1992年下半年，叶氏将国营企业改为股份制，由国家发给每个公民价值一万卢布的证券，公民可以用它认购自己选定的企业的股份。从表面上来看，这非常公平，然而实际效果却完全相反。百姓一向吃惯皇粮，毫无市场经济观念，根本不知道如何选购企业股份，而自己又等钱买米下锅，于是便纷纷将手中的证劵换成现钱。这早在那些负责发放证劵的官僚的料中，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现钱，大量廉价收购之，于是国有企业便纷纷落入一小撮权贵的手中。这过程与朱镕基的“改制”也差不多——国营​​企业原来的负责人摇身一变，成了私人企业的老板。所不同者，朱镕基只是把中小型国有企业送给了私人，大企业还留在国家手中，而俄国则不论大小全送。另一个区别则是，俄国的私有化似乎比中国还烂污得多，权贵攘夺国民财富时常与黑道相结合，许多国有企业直接就转手送给了黑社会老大。这在中国似乎还没有过，起码不曾大规模发生。

更烂污的是1995年推出的“以借款换股份”的拍卖。苏联解体前，欠下了许多外债。 1991年年底，叶氏急于作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在谋划解散苏联时，答应由俄罗斯承担苏联的全部外债。此后国家财政困难，为了赔偿外债，更为了筹集竞选经费，叶利钦便向他一手制造出来的“工商界巨子”们举债，条件是把最昂贵的国营企业的股票送给他们。而那些企业的作价又很低。例如吉尔（ЗИЛ，又名吉斯）汽车厂仅以2.5亿美元卖出，而据专家说该企业至少值10亿。这种做法不但使得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而且使得金融与媒体寡头与政府勾结在一起，成了融政治与经济为一体的强大寡头势力，使得俄国成了我党过去诋毁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

叶氏的私有化不但是腐败化，而且是经济​​结构的第三世界化。到1996年，工业产值下降到原来的一半。但不同产业遭受的打击并不一样。天然产业诸如燃料与能源产业受到的冲击最小，而机械、高科技则遭到严重摧残，轻工业缩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反映到出口上，1990 年，原料出口产值仅占60%， 1995 年便增为85%。高科技出口产值锐减为原来的1／7，使得俄国变成了一个靠出卖资源挣钱的二流国家。

国民经济凋敝与社会福利的丧失，使得死亡率高于出生率，造成人口负增长。 1991年，全国人口尚且是正增长，1992年就变成负增长。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 俄国人口年平均负增长率为5‰，每年损失750,000 到800,000人，以致联合国于2005年警告，这一趋势如果延续下去，到2050年，全国人口可能减少三分之一。男女平均寿命减少了7岁左右，婴儿死亡率增加两倍，1992年竟高达19.9‰，而梅毒发生率增加25倍，艾滋病发生率增加60倍。根据学​​术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的调查，俄国成年男性死亡率在短期内增加了12•8%。作者认为这一变化与大规模私有化相关，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伴随大规模私有化而来的男性失业率增加。

总而言之，叶利钦的改革的实际效应，便是美国学者Peter Reddaway 与俄国学者Dmitri Glinski指出的：“在现代世界史上第一次，一个国民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强国，毁掉了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答其他网友

答少正卯：波粒二象性与凯-哈之争的区别。

1）波粒二象性是对光的本质的探讨，一个物理现象可以从不同侧面显示不同特性，而凯恩斯与哈耶克提出的是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两者一是客观现象，一是主观决策，完全没有可比性。

2）波粒二象性并不互斥，光粒子以波的方式传播，是paradox而不是contradiction。而凯恩斯与哈耶克提出的是互斥的对策，根本不可能兼容。

答刁民：

1）财富当然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已经说过了，西方的资本与技术大量涌向东方，致使中国的GDP连续三十年以两位数增长，而西方却停滞不前，这当然说明来自西方的资本与技术主要只在东方增值。

2）西方在中国投资，并不光是资本家获利，中国获利更多：得到了中国没有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技能；培训了中国的技术队伍与经营管理队伍；引出上下游产业以及服务产业的繁荣。这些好处都不是资本家可以带回本国去的。

3）资本家当然要获得利润，而这些利润如果流回本国，则当然要造成财富反流。所以，我说财富东流是没有道理的。此话貌似有理，但你忽略了以下问题：

A. 办企业投入的资本并不能立即回收，在全部回收之前，那资本就固定在中国了，实际上成了中国产业的一部份。

B、​​利润并不完全归资本家所得，而要为所有从业人员按不同比例瓜分，还要向中国政府上税。

C、资本家所得的那部份利润未必全都回流本国，有相当部份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是投资兴办其他企业，因而继续留在中国。

D、因为劳动力昂贵，在西方投资并不能收到同等回报。因此，资本家所获利润即使不用于在中国开办更多工厂，也只会投到东南亚那些劳力低廉的国家去，并不会回流到出发地。

E、因为同一原因，利润即使回流到西方，也不会投入实体经济，只会投入金融产业。票子若不化为硬件设施与技术，则不过是一堆花纸，金融危机一来就meltdown了，而鬼子带来的厂房、设备、技术可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