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李绍林（音）：《曾国藩》，台湾，1955年版，第82页。)”这个说法是对李鸿章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直到 1901年死时的恰当评价。在这近40年中，他从未离开官场，除了1882年他为母亲送葬的几个月。甚至在1895年到1900年他的权势衰落时期，他仍担任一些官职，并盼望能恢复过去的显赫地位。鉴于大多数中国官员逃避责任，李似乎是追求责任，他从来不逃避不愉快的任务，并总能指望他采取主动 (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米奇：《在中国的英国人》，爱丁堡，1900年版，第二册，第328页。)。他赞赏韩愈(《李文忠公遗集》，卷1，第8页。)，似乎是遵从他的教诲，在面对政敌和公众反对的斗争中决不退缩。然而，韩愈是为维护儒家思想而斗争，决不会赞同李几乎盲目地专注于官位(William T．DeBary《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德巴瑞：《新儒学的再评价》，载A．F．赖特编：《中国思想研究》，芝加哥，1953年版，第86页。)。
李鸿章一生，表现了非凡的精力和勇气。恰如道德与曾国藩联系在一起一样，精力与李鸿章联系在一起(Mary C．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芮玛丽特：《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1862—1874》，斯坦福，1957年版，第75 页，引自“北华捷报”1865年和1868年。)。他至少身高6英尺，远远高于他的同胞。他的身材匀称，外貌强健有力(J．O．P．Bliand《Li Hung—Chang》，濮兰德：《李鸿章》，纽约1917年出版，第3页。)。他的举止端庄，给人印象深刻，充满智慧、警觉和果断(Hosea Ballac Norse《In the Days of the Taiplngs》。马士：《在太平洋的日子里》，马萨诸塞·塞伦，1927年出版，第415页（尽管这是一部小说，马士先生在李鸿章手下服务过，很熟悉这一时期的许多官员）。)。1896年他环游世界来到英国时，尽管他已73岁了，他的威严容貌反映在下列描述中：“当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个照面，他正被领入听取辩论。他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兰色长袍光采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微笑。从容貌特征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J．O．P．Bliand《Li Hung—Chang》，濮兰德：《李鸿章》，纽约1917年出版，第5页。)。”
与李鸿章非凡展现的精力和出众身材相一致的，是他同样非凡显示的身体和精神的勇气，以及相关的健康体魄。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期间，人们说他在指挥作战中，身先士卒，勇往直前(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 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44页。)。在他晚年，当他的和谈而不是战争政策似乎引起全国反对时，他从不对他所认为正确的事物上退缩，也不肯屈尊稍作辩驳(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 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195、331页。)。然他并不注意自己的健康，直到晚年，年岁和经验使他慎重，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袁道峰（音）：《李鸿章与中日战争》，载《天下月刊》1936年1期，第10页。)。1873年他在给湖北巡抚郭柏荫的信中写道：“年来已定约，子初就枕。少壮迟眠，积习已惯，往往伏枕至丑后始可熟睡。然闭目静息，精神较旺，其得力于箴规者多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0页；卷1，第15页；卷9，第17页，卷5，第12页。)。”李也抨击吸鸦片的邪恶，并试图在他的同僚中劝阻吸鸦片(《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13，第10页；卷1，第15页；卷9，第17页，卷5，第12页。)。他的精神健康的处方是阅读古书和冷静思索世界事务。他向朋僚们建议，用这样的方法来取得心灵的宁静和处理官场事务所需的果断(《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0页；卷1，第15页；卷9，第17页，卷5，第12 页。)。
李的旺盛精力是他处理官场事务的重要资本。他极端实际和讲求实效，脚踏实地，思想与他的时代合拍。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并不沉溺于思索或提出理论 (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米奇：《在中国的英国人》，爱丁堡，1900年版，第2册，第381～382页。)。在会谈中，他总是不拘礼仪，不让它阻碍达成友好协议，并能以令人惊异的明晰见解，一下抓住问题的核心(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 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206页。)。他干劲冲天地投入他的大量工作，保证高效率地处理所有公文急件和其他官方文件。当需要时，他甚至坐下来亲自起草一份有说服力的公文，而不是等他的僚属来起草(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 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140页，207页。)。他在每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表现，都表明他是以几乎非中国人的速度来完成工作(P．W．Sergeant《The Great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塞格安特：《中国的慈禧太后》，伦敦，1910年版，第72页。)。他不是道学家或改革运动者，而是针对他所看到的那些实情，努力在他周围的社会局限内做工作。《红房子之梦》中有一段，贴切地描述了李的实际态度：一位年青的理想主义官员在对有钱有势的人初次审讯时，被建议要谨慎从事。当他以这会葬送正义的理由表示反对时，他的顾问说：“你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不幸的是，如今我们并不能总是这样注重道德考虑。古语说，‘明哲保身’。从中可得出另一条可靠的准则是，聪明人力求和解，避免剧烈冲突。如果你要严格照理论办事，不久你就会失去地位，其结果，你不再能报答天子的信任，甚至要冒掉脑袋的风险。”尤真（音译，Yu Tsun）想了一会。“好，那在你看来现在应做什么？(左舜生（音）等：《红房子之梦》，台湾再版，第39页。)”
在李鸿章的管辖区域，他清楚自己的全部责任，并为自己的严厉统治感到骄傲。他有效地维持自然的和谐，这对这些统治者极为重要。他从不允许任何凌辱外国人的行为，也不容忍任何对抗性的权威(SYbilie Van derspunkel《Legal Inst：tations in Manchu china》，范登布鲁克：《清代的法律制度》，伦敦，1962年版。)。身为直隶总督，他曾说，尽管国家其他地区可能有乱子，而他这个省决不会有叛乱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第14页)。当1874年他的军队威胁要哗变时，他迅速果断地进行了镇压，在此过程中砍掉了一些人脑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台湾重印版，第2册，第278页。)。1900年，他在广东出任总督的短暂逗留时期，他成功镇压了西江盗匪，恢复了该地区秩序，这是前任总督一直未能做成的事。当他被调去天津谈判《辛丑条约》时，广东人恳求他留下，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曾有过的最好的总督，担心一旦他调走，法治将会再次被打破(《中国海关总监关于对外商业开放口岸的贸易、航运和工业的十年报告》（1892—1901），上海，1904年版，第199页。)。
李确确实实是一位领袖人物。按照《行政官的作用》一书作者切斯特·伯纳德说法，行政官的最重要和唯一的贡献是忠于体制，因为需要他存在是要起联系作用 (Chester L．Barnard《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巴纳德：《行政官的职责》，剑桥，1956年版，220页。)。李既忠于国家，亦忠于他的幕府，并一直专心工作着。他的精力、自信、务实和对统治权力的渴望，确定了他的全部活动的基调。他的官方地位赋于他进行某些新尝试的权力，他的财富使他有可能雇佣幕友，这些人向他提供建议，并能够贯彻他的计划。下属的忠诚也许能够用金钱或命令得到，但是这样的联系充其量是脆弱的。幕府由于其私人性质，如要有效地工作，必须由性情相似、志趣相投的人组成，他们对主官负有义务，不仅仅是为拿薪水，而是出于忠诚和利益的共同联系和为其难以下确切定义的个人品质所吸引，这些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是必须的，李鸿章正是这样的领导人。他吸收到自己身边的幕友，象他一样，是中国新旧事物的混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