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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28~34篇，1.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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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28~34篇，1.2万字）

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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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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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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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28~34篇，1.2万字） (2349 reads) 时间: 2007-7-20 周五, 08:43

作者：顺风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28~34篇，1.2万字）

文/顺风

“二八”法则·全息民主·“长尾”理论

“二八”现象赋予传统经济一个突出的特点——专制。“二八”内部存在专制统治，“二八”对“八二”同样存在专制统治，这从现象上已经通过一种不平衡的结构得到了证明，无论是消费蒙昧、消费误导还是赢利至上、背叛使用价值，这些二八现象的主要特征都和专制结构有关。

“长尾”现象则在消除上述“二八”现象中的专制传统，这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的多元化，例如更多的“尾布”经济的崛起和尾部商业巨头的成长，正在削弱传统的专制经济结构；二是尊重所有经济主体的地位和利益——这一抹平经济利益鸿沟的行动是通过知识机制来完成的，例如将大众消费品的传播成本、渠道成本、复制成本在互联网上降下来，激发“被遗忘的生产和消费”潜力，尊重所有经济主体的主体地位，承认任何组织、个人、群体的平等地位，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文化，那就是民主、平等和自由。

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者一直试图打破政府或者寡头的束缚，但在“二八”法则统治下的传统经济中，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同时政府管制在压制垄断的同时也伤害了竞争，因此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垄断的角度入手都无法控制那些非自由的因素。从本质上讲，自由的因素总是从根本上尊重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先天平等”，而新经济则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开辟前进，促进从根本上尊重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后天平等”。自由主义者反感政府干预，总使我们联想到平均主义，确实——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在历史上经常以孪生兄弟的关系同时出现——当然，在其他比如经济发展和物质高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以一对敌人的关系出现。

专制是人为设置权威、假设唯一的控制和干预的合法性的组织方式。专制方式的管理体系中，权力、地位、责任和自由选择权都为专制者垄断，专制者拥有全部的积极性、权益和压力，并不与他人分享、分担。专制本身也属于一种管理方式，但在行为和文化上背离了管理的本质，更无从谈起“社会、市场和未来”的信息化组织活动。虽然“民主管理”、“以人为本”早已在传统经济和“二八”现象中成为常识性的要求，但是其实只有在“长尾”经济条件下这些“口号”才能够成为事实，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的“民主管理”只不过是全息经济前的预演而已。

“长尾”现象将深入演进，将出现无数典型的“自由组织”。社会中的“自由组织”的前提是各自都从统一的、共同的“社会、市场和未来”的需要中获得行动纲领和权利源泉，他们只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中证明自身的意义，而不需要从另外一个局部、另外某个权力源或具有专制立场的权威那里寻找许可。

管理必须以“社会、市场和未来”的需要为前提，最终管理的对象也必须上升为“社会、市场和未来”的需要，以此与单一的或某类的组织的需要相平衡，也就是说管理者既要管理组织也要管理社会，管理就是对局部和整体的统筹——因此一种在局部与整体之间更加频繁、平等的交换和分工有望实现，并且支持更加扁平的管理结构，让管理的相关各方都在“社会、市场和未来”的唯一统治下协调行动——这才是知识时代的管理的“民主”真相。

所以也可以说——组织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都是尊重“所有人”的管理，本质上看，企业管理即为民主政治。

“二八”法则·新等级体系·“长尾”理论

无论是“二八”法则还是“长尾”理论，都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范畴，而涉及到社会、群体、个人的普遍生存，这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的自然联系，二是产生“二八”法则或“长尾”理论的事实背景——知识和信息机制——既作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时深刻的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改变社会组织、管理、沟通、交流和交易、协同、资源配置等等。

“二八”经济是客观上的不平衡、不平等的经济，经济内部的鸿沟影响到社会内部的鸿沟；“长尾”经济通过对“二八”经济中“弱势经济”的支持来改变社会鸿沟——比如改变企业组织的内部结构、职能和行为方式：让企业组织作为人群的一面得到加强。

企业的背后是社会，管理的背后是社会关系，市场目标和投资人目标的背后是社会目标。企业组织既是面向市场和用户以赢利为目标的制度化的行动结构，也是“偶然性”的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人群。企业的社会职能是帮助社会让人们愉快地参与，帮助人们寻找到与社会总体目标的经济纽带，帮员工在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建立起某种平台。

就管理的现状而言，当前企业内的人群是分等级的；就企业作为社会的一级功能组织而言，企业内的人群是不分等级的。“长尾”的平等性作用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催生了作为“人群”的企业的内部自由生态，这是对企业的社会性的发掘，也是从企业端走向与社会的融合。

私有财产权是构成企业内部等级体系的权力基础，因此企业内部管理上的等级事实将长期存在，但这必须克服。解决企业内部的等级性，可以从管理本身入手，即将人对人的关系尽量导向平等、协商和利益一致的方向；还可以从社会所要求的企业功能入手，“以人为本”就属于一种兼具企业性和社会性的要求。

改革企业等级现状的另外一种极端方式是，在企业内部基于市场和投资人利益的等级体系之外，引入具有新的逻辑基础的等级体系，这可能冲击市场和经济以及私有财产权的秩序和现有的自由，但并不寻求颠覆和破坏性的效果。

——确实值得探索这种新权力的源泉，比如“学习”就值得考虑。事实上，“学习”在历史上一直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企业内部的等级体系的状况，这主要是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形成、发育及其结构演进来完成的。从大的方面看，很多情况下，企业等级体系和企业学习体系、知识体系存在相当的重合性，处于传统经济的高端的等级往往同时具有更高等级的学习和知识身份，虽然后者与行政等级相比缺乏硬约束、制度性和直接的利益驱动性，但之所以能够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到前者，至少是一种在全息经济到来之前的传统经济内部孕生的对于知识权力、知识利益、知识资本的“史前反映”。

当然，传统经济中的行政等级仍然与“学习”这一新等级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在一些资力而不是能力导向的企业以及在一些公司政治比较严重的大型企业，等级体系在行政、知识、学习、道德等不同维度之间的不重合部分显得更为突出，而知识、学习和道德三者往往意味着更加紧密联系的等级系统——或许可以称之为“差异系统”以区别于“等级系统”这一称呼的行政制度性。

传统经济中的管理层次及其行政结构上体现出的等级性，本质上是一种差异性，而且本质上应该属于一种真实反映人类之间的道德、知识差异的制度范畴，但因为特定的历史发展局限，这一反映差异性的“等级体系”或“差异体系”并没有真实的体现出其作用，而是受到一些约束和扭曲，这是管理中一种最大的“不公平”事实，以通俗的话将就是不能“用人唯才”、“用人唯贤”。

所以，新经济必须强化正确的差异性，在权力、资源、利益和知识、信息的分配、交换中，更好的反映客观的知识和道德差异的事实。

“二八”现象·创新与“例外”·“长尾”理论

对“二八”现象而言，“长尾”现象中隐藏着创新的苗头和机遇；对“长尾”现象而言，未来对头部和尾部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中同样隐藏着创新的苗头和机遇。无论是从“二八”现象还是“长尾”现象中，都可以寻找到一个创新的起点，以时间为轴向着未来的创新发散。

比如，当人们习惯于以“二八”法则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的消费诱导、大众传播营销、头部垄断、小额交易的覆灭等司空见惯的事件时，少数创新者——比如亚玛逊书店——已经开始了由这些事例出发，寻找新的“例外”，他们的创新答案是否正确，取决于是否从原“二八”法则所揭示的发展方向相偏离或彻底背离的另外一个方向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长尾”只是改变“二八”的方向之一，具体的改变主要发生于主流经济与非主流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重新界定方面。我们应该相信，在头部与尾部之间的比例关系从“二八”向“五五”、“八二”扭转的每个重要环节之间，都存在着重要的“质”的差异，而且完全可以从“头部”“尾部”关系之外，寻找出另外一类“二八”法则的“例外”——或者称创新方向。

比如“二八”现象中的管理行为，在全息经济中会发生哪些变化？这完全可以从“头部”“尾部”关系之外的另外一个角度——管理关系——的角度，寻找出那些有价值的“例外”，比如在管理主体、客体、对象、结构、组织、规则、激励和约束、职能、绩效评价、精神管理、管理的社会化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出一些可以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结论，这些结论即使在目前没有盛行，但很可能会在若干年后成为常识。

一般情况下，聪明的人或者创新者习惯于将“例外”——尤其是那些虽然是“例外之举”却能够带来“例外之得”的“例外”——视为“正在发生的未来”，创新就是要领先一步，从现实中寻找“回到现实”的那些来自未来的苗头。

创新者如果经常从“现在”推前五十年到一百年看那些目前的“惯例”，亲身体验过去古老的时代人们是如何想象、对待、评价和接受这些“惯例”的——很多情况下，现在的惯例在五十年前却是一种不折不扣例外——由此，他们才可以习惯于不再以讶异的目光看待来自五十年后的那些惯例的苗头。

创新者的目光更应聚焦于“例外”、“意外”，而不是“惯例”、“正常情况”。人们对“意料之外”的情况总会觉得突然而手足无措，这会影响人们的表现；更糟糕的是人们在手忙脚乱后复归原状，对于“正在发生的未来”——仍然缺乏重视和关注，他们难以成为主动联系“社会、市场和未来”的有心人，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创新的时代机遇——对每个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创新的机遇是完全均等的。

爱因斯坦高度重视“想象力”在科学创新中的关键作用，而全息经济中的管理创新能力就源于从“正在发生的未来”中引发更遥远和更深刻、更宏大的想象——“思想有多远，我们就可以走多远”，这句话的实质是告诉人们，想象空间决定着人类的发展空间。其实，所谓想象力，不过是一种控制自己对任何新事物不要“大惊小怪”的能力，真正的“空想”基础上的想象是不存在的，任何人从实践和思考中，从历史和现实中迅速“全息化”的寻找和感知什么是最突出的、特异的、不同寻常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且予以强化印象而不是“大惊小怪”的排斥和弱化印象，就可以拥有无穷尽的想象力的源泉，相应的也就获得了一把打开了创新宝库的钥匙。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创新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品格，创新本身需要道德的力量支持，并且给道德以回报。无论是宽容、善良、仁义，还是正直、诚信、孝悌，都不能说和创新无关，相反道德修养、思想品质在任何领域总是和创新、才华、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上述不要“大惊小怪”所培养起的想象力，就同时属于一种道德的产物——“大惊小怪”难道不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苛刻、浅薄、势利、自私和无知、虚荣的一面吗？再比如，人类历史上无数创新者能够坦然的面对别人的讥笑、嘲讽甚至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反对创新者和勇敢的推动人类创新的人们，他们之间总体上的道德差异难道为零？其实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从身边正在发生的新颖的、前沿的、有效的、有冲击性的、崭新的事物中发现机遇，需要的是一种“形而下”与“形而上”相结合的思维开拓能力，从“现象到未来”比“从现象到本质”显得更为实用和专一，在创新活动中最有价值的不是既有的理论——一种一般显得过时的东西，而是“准理论”或者“不成熟的推理”，甚至包括一些直觉结论，后者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这些理念、结论正处于向“理论”进发的“中途”，其往往处于时代的前列，还并不广为人所知——或遭遇强大守旧势力人为的压力、封锁，相应的还不具备任何真正的创新必须的“先发优势”，这一部分理念、结论对于创新之所以重要，恰巧是因为其中还缺乏很多创新同时又包含了强烈的未来的信息。

所以说，创新思维必须将事物消化，攫取其中具有未来信息的部分——往往同时是一些不成熟的、例外的、可能引致讥笑嘲讽甚至压力的部分，创新就是面向未来寻找事物新的目标和方向。

“二八”现象·道德竞争·“长尾”理论

“长尾”现象很难被和Google的搜索神话相联系，可事实恰恰如此，Google正在给长尾现象添加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搜索力。搜索力让“长尾”经济中的“不规模经济”成为了现实，同时也让“二八”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开始进入“规模不经济”的噩梦。以小额交易、消费觉醒、使用价值主导经济、非主流经济提升、人的地位上升等为特征的“长尾”变革，在经济的投入产出比方面，因为搜索有效降低了“小经济”的传播成本，从而与互联网对于渠道成本、复制成本的降低效应一起，构成了长尾经济的三大成本优势。

来自互联网的降低传播成本因素在一开始决定于门户式的阵列目录搜索，正是因为Google的出现，使得绕过目录线路直接到达目标的搜索式传播成为了事实，这大大加速了亚玛逊、Ebay这样的长尾巨头的传播成本优势，同时大大提升了小额交易的成交可能。

谁也不应该忽视Google在整个长尾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他为长尾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搜索力支持平台。但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Google具体影响长尾的机制，而是Google本身的诚信、正直的文化及其道德意识，如何必然的与长尾经济发生了联系。

在很多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思考成果中，往往完全忽略道德因素的作用，而仅仅把经济和管理行为视为一种“发条性”的范畴，伦理、品质、道德、艺术或诗意都和冷冰冰的“经济发条”无关——但这将成为过去，Google与长尾经济的共同成长史捆绑在一起并非偶然，在一个短小的时空中，搜索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与长尾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联结两者的正是人类本身的道德品质上升的内在要求，这直接引发了对于经济和管理活动中的“精神、文化和品质”构成的思考：Google的诚信、正直文化正反映了长尾现象岁代表的全息经济本身的一大特征，那就是任何全息经济的赢家必须首先成为道德品质和文化层面的赢家，然后才可能成为商业的赢家，这甚至和觉悟、良心无关，而直接是商业规则的贴律——因此，在发达的全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中，我们也许会看见这样一个可笑的现象，一些内心缺乏道德的商人却不得不在商业行为中向公众证明他们的道德水准很高——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高度透明和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中树立信用以及“证明道德实力”。

管理涵盖一切人类行动，任何与“目的、任务和状态”有关的人的行动都能从中抽离出管理的目标、结构和元素，无论是“自我管理”还是“外部管理”，其本质都具有必然的社会性、联系性和目的性。所以，管理是人类活动中有价值的灵魂，是从有效性、效率等评价和信用角度过滤后的人类活动。人类的全部历史构成了管理的全部历史，即使在原始人的旧石器时代，也已存在了管理的萌芽，因为管理在根本上完全来自“人类”的理性，管理就是人之区别于低等动物的最主要方面。

管理等于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有目的的规范，其目的在表层看是生存、发展、创造财富和美好的生活，在更深层面看管理的目的在于人类的自我发展进步和进化，人类通过管理达到自己的自由彼岸，在管理中发现什么是“做正确的事”以及如何“做正确的事”——这会引导人类走向道德、文化和品质进化的征途之中。

在当前刚刚开始勃兴的技术文明初期，“管理”本身发生的变革可以成为上述论点的有力证据——当管理的“精神化”与“物质化”两大领域发生交叉融合之际，“人”的道德、文化、品质正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人为本”虽然没有在机制、激励、技术上得到真正的实现，但至少在动机、观念、意识和口号上开始强化，这才是近数十年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最有意义的改变，这是经济领域改变人类德行的重要开端——从经济匮乏时期“因利忘义”的“义利对立”，走向经济富余时期“因利生义”的“义利和谐”，人类全面进入“道德竞争”时代。

正在发生的“经济事实－管理事实”告诉我们，在近一个世纪中，人类活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关键变化，这些活动让人们更尊重知识人才、更强调协作共赢、更信奉公平正义。在商业领域仍然存在的最后一个“消极堡垒”是在知识经济的兴起中被重新激活的，为知识化和全球化所造就的新的“知识寡头”，他们阻碍创新是因为既得利益造成的懒惰和目光短浅，而上百年前的“资本寡头”阻碍创新却是因为不折不扣的蛮横和自私，这并不是坏事，因为“知识寡头”的“习惯”比“资本寡头”的“动机”更易以某种机械的社会方式予以消除。除了“知识寡头”的问题，商业领域的所有活动在大方向上都转而激发起人类新阶段的总体进步，从知识、道德、创新、协作等不同的角度完善每个人，这是“管理”本身发生的可喜变化，这也技术文明之初所处的人类历史阶段互相映证。

“二八”现象·以人为本·“长尾”理论

“长尾”经济的崛起将是贯穿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其本质是基于知识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全息经济——而全息经济也是促进个人和人类社会最大发展和最大进步的经济，是跨越式的“人本”经济。在全息时代，主要的增长是因为全面贯彻“以人为本”，是来自对既有的人力资源的重新定义和充分挖掘。

全息时代的知识化和信息化并不直接作用于资本、能源、原材料，而是首先作用于每个人，然后与资产、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发生间接联系。知识和信息的进步强化了人的学习教育、道德素质、社会参与和组织互动，大大有助于人的全面进步。近几十年知识经济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根本是因为更好地挖掘并转换“人”的价值，尊重人、重视人、激励人、提升人正在成为经济的主旋律，这绝对是一个健康的方向，将给整个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注入活力。

“以人为本”在“二八”经济中成为一种表象、动机、理念和口号，在“长尾”经济中则成为制度、流程和执行、操作的具体规范；因为“二八”经济所具有的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经济、知识和信息机制不完善、大众传播等方面特征，难以积累起真正以真实、独立、个人化的个人供应、个人需求为基础的“人本经济”，只能够勉强的推动那种以个人的“块状供应”（如生产群组或者专业工厂）与“块状需求”（如细分市场的某部分主流消费人群）为核心对象的经济模式，而基于个人的点状供应（如自由职业者的工作能量）、点状需求（如个性化的冷门尾部需求）则处于分散、弱化、无人问津的状态之中。所以说，以人为本在“二八经济”中的块状结构趋势与其在“长尾”经济中的点状结构趋势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这决定了“以人为本”在“二八”经济和“长尾”经济中不同层次的实现程度。

经济学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整体理性，提升能源配置效率。管理的目的同样在于挖掘个人价值，从全息经济的趋势看，管理需要转向“精神对象”，即通过调动个人的自我管理和外部关系管理的潜能，来更好地配置人力资源，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可以说，传统的管理对于人力资源的挖掘在精神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至今这一沉睡的宝藏正在呼唤全息化管理的变革以释放自身的潜能。

管理者首要通过释放和分解管理责任来顺应全息时代的要求，即使以后仍然会存在层级性的管理关系，但业已开展的“扁平化”仍将深入，并且加上“自组织化”，以形成一种更均衡的责权利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贯彻“以人为本”。因此，“以人为本”作为全息时代的核心经济价值观，应该以“均衡责权利”为根本抓手，这是将管理问题简化的终极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易于联想到平均主义的方式。

知识化和信息化改变了“人”，然后改变经济领域的一切，这就是全息经济典型的早期历史。但“以人为本”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而要贯穿全息经济的全部历史进程。这是因为知识化和信息化不仅在以改变个人的方式间接的改变了资本、能源、原材料，而且直接创造出新的基于知识和信息的“类资本要素”——也就是以个人的知识和关系为核心的一种经济价值体系，这一“人的价值”在全息经济中将超越资本、能源和原材料而成为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

根据全息经济中的“以人为本”概念，“人”应该是任何经济组织最先必须争取和重视的范畴，比如企业对“人”的焦点应该从内外部人才、重要消费者、社会关系人等直接扩散为一切与企业发生联系的“人”，因为正是他们从生产、供应、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向经济体贡献着万千人生的价值。

目前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成为全球性的新兴市场，并不是因为其幅员一概都很辽阔、其资源一概都很富有、其资本一概都很充足，而是因为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在我们这个“物质富余”加“人道主义”的时代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新资源——尤其是当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之后——这同样也是“物质富余”时代来临的一大标准。

全息经济的“以人为本”观，是将“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自然人”四统一到“全息人”的范畴之下，“人”将替代公司组织、中介机构直接成为社会的次级器官，甚至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人类全息化的”历史革命之中，而本文只讨论了经济和管理领域的些许问题，全息的作用将在诸多学科交叉中显示出惊人的成效。

“二八”法则·经济空间弹性·“长尾”理论

“长尾”所提供的经济活动的“成本机制”背景，在传播成本、渠道成本和复制成本三个方面都大大低于传统“二八”经济下的成本背景，而三者的共性在于遵循了经济的基本要求——站在成本的角度让经济人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和如何做“正确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会让经济活动走向理性、让人类走向进步、让人们的道德和文化品质得到提升，这些效应都指向“人和人类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之所必须建立起一种经济的体制环境，是因为“人和人类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是一个相对的、博弈的和动态的、竞争中的概念，“人和人类”总是在与外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获得自身价值发挥的机会空间，而且这一“经济空间”可以自如的伸缩、富有弹性——比如当“人或人类”违反了一些基本的互动规则就会陷入经济的衰退甚至崩溃，而如果遵循了应有的规则那么“人或人类”就可以放大和膨胀自己的经济空间，以至与外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在时空上保持一致。

所以，个人的价值和力量，与其生活、活动的外部关系、环境、制度等方面的制约性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博弈。当可以认为值得时，就可以为一个人提供超越传统、惯例、制度障碍的特殊条件——只要这些制度性的让步能激发他发挥出足够抵消所付代价的价值奉献。

从“二八”经济转变到“长尾”经济，既如同一种相对传统而言的“例外”的发生，也如同上述的那种“人或人类”的经济空间的弹性表现，是因为经济的主体在作出一些历史性的向着正确方向转移的事情，才使其“经济空间”出现了一些机构上的变化，比如“小经济”与“小额交易”正在取代“大经济”与“大额交易”，再比如第三方经济寡头的成长正在对所有具有垄断性的甲方经济力量形成威胁。

从宏观的社会“经济空间”的弹性，到微观的具体某个“人”的“经济空间”的弹性，更加直接与个人经济活动发生联系的环境、制度、组织、沟通、授权等微观因素相对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说“二八”经济在微观方面给予个人的制度等方面的经济空间弹性相对较小的话，那么“长尾”经济则改变了这一情况，组织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度，从制度、资源、授权等方面赋予个人更多的行动和获取收益的自由，这个趋势将深化，而且将发展到一种真正的颠峰——尤其是“自由职业联盟”、“主观性企业”、“社会协作性的群体间外包”盛行不衰都是很快将要到来的未来事件。

比知道一个人能做什么更为重要的是，知道一个人的所做所为的价值，并判断为此最“划算”的代价，而且“代价”不可预设——无论通过组织的、制度的方式，还是观念意识的方式——只要“代价”划算。这已经是一种全息思维，“代价”或“成本”在全息经济中总是一种绝对的“相对”，其唯一衡量标准在于经济活动与外部的联系性。同样，在个人而且作为一个广义的管理者同样必须了解自身以及他人的价值并以此为指引行动的基础认识，任何既设成本标准的“框架”都缺乏弹性，缺乏应该给予“个人和人类”的经济空间弹性。

组织是让每一分价值都得到正确衡量和回报的特定机制的某种形式载体，组织只有让个人价值得以发挥——通过合理的回报和激励——也就是增强个人的“经济空间”弹性，才能促进个人的参与意识、积极性、责任感和创造力，组织的理性才得以塑造。为此，组织应形成学习氛围，提升成员的价值衡量和价值实现的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组织的活力、凝聚力和创新力。为了衡量和发挥个人价值——让每个人正确地做到此点——组织必须在内部做好两件事，一是大力推动正直诚信的文化，使每个人都形成良好正确的组织行为动机；一是大力推动知识和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广泛流动交换，使每个人都获得完全决策的外部条件。

正如“长尾”现象所表现的那样，无数的制度和传统正在被打破，“经济空间弹性”的增强意味着经济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增加了，同时也意味着统一的经济“制度、传统、框架、规范”等范畴在“个性化”的趋势中显得过时——确实，难道每个人不应该拥有他自己的“制度、传统、框架、规范”吗？

“二八”法则·市场民主与管理民主·“长尾”理论

“长尾”现象往往被强调为一种市场现象、销售现象，而事实并不仅仅如此，“长尾”现象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管理现象，这在亚玛逊、沃尔玛、Ebay的内部管理结构中可以很清晰的显示出来。任何组织的业务流程、市场方向都必然存在着与其管理结构相一致的强烈要求，“二八”经济强化和突出了“头部”经济的规模力量，与这一“不民主经济”对应的则是一种“不民主管理”；而“长尾”经济强化和突出了“尾部”经济的不规模力量，与这一“民主经济”对应的则是一种“民主管理”。

按照一般理解，单方面的专业管理永远是必须的，组织内部没有核心的管理主导者将导致全面混乱，但这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那就是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完善程度所决定的管理中的一切交换和互动的条件限制，谁也没有真正认真的考虑过一种可能——当假设改变的可能——随着全息经济带来的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全面完善，“组织内部没有核心的管理主导者将导致全面混乱”的结论迟早也将显得过时，正是因为每个人的自觉性、自律性、自激励性和自适应性总体上作为人性的基本特征而相互平等，因此从必要性上看无可置疑的是必须尊重每个人的自我管理的“天赋权利”，唯一在传统经济中支持“他管理”、“他组织”的理由并不在于必要性，而在于充分性——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完善会改变传统的“二八”经济中的管理法则，提供以“频繁决策、频繁信息交换、频繁学习互动”为内容的自我管理方式。

组织的正确行为来自组织成员的正确行为，在“二八”经济的传统型组织中，核心管理层的正确行为比一般成员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的行为正确来自前者的正确“推动管理”，但“长尾”经济中的管理主体应该是每一个人，从高管到基层的层级日益扁平化缩减，管理的责权利更为均匀和分散，这意味着“高管”“基层”正在成为过去，需要承认组织内每个成员都将因为不可或缺而平等化的事实，让“基层员工”进行自我管理、推动自己做正确的事情就显得尤为重要。

整个二十世纪的管理，就是一个探索“自管理”和“自组织”、消解“他管理”和“他组织”的前奏世纪，在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力量的崛起代表了在这个方向的最初的努力，而随着工会力量的没落出现的法律力量的抬头代表了进一步的努力——在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机制，在二十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巨头则从市场的角度抹平了很多“头部”的山丘并促进了更加均匀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这标志着管理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无数中小企业正在奉行的“自管理”和“自组织”正在知识和信息机制的支持下走向管理的主流——现象总是领先于理论，“自管理”和“自组织”的全息经济亦然，而晚于“二八”法则100年出现的“长尾”理论则是全息理论的初级一种形式。

在很多西方现代中小企业和信息巨头中正在令人兴奋的开展着各种管理实验，无论是自我目标激励、员工持股、SOHO一族，还是Google的快乐工作法以及在信息产业大量出现的外包现象，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更尊重“人”，更重视“人”的内在价值的转换，这直接导致了“高管”“基层”的关系转变，导致了管理本身的变革。

比如站在“绩效目标”的角度，组织必须做“正确的事”，现在不仅关系“高管”，更关系到“基层”，尤其是后者更需要认识和实现自己的“绩效使命”，为此必须推动企业内部的全息化，让知识信息及其权力更公开、透明、有效地流向每个员工，并激发他们产生正确的信念以指引行动，比如清晰地认识组织的目标以及自身的职能，树立积极主动地为组织目标作贡献的责任意识，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员工在工作中明确目标、积极行动和获得成就感。

“市场、社会和未来”是企业行动的指南，所有“员工”则是指南针的“勺柄”，而绩效则构成了指南针的罗盘。绩效——比如企业的利润、市场地位，都应该成为组织行动的最核心目标，无论从长远还是短期实现，“绩效”都是不可回避的、不可忽视的焦点。因为“绩效”构成了衡量企业行为正确的与否的唯一权威标准，没有“绩效”，企业等各类组织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对企业而言，没有“利润”意味着他与“市场、社会和未来”的对话归于失败，或者说企业没有能够培养出一种“时代生存能力”。

“员工”在反映“市场、社会和未来”的绩效的指引下“做正确的事情”，这便是全息经济和全息管理的真相——具体而言则包括了“市场、社会和未来”三个层面的民主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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