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化,并最终影响着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城市化的知识溢出效应,但仍需要解释政府、制度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化,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效率与增长?首先,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影响城市生活成本,而且也影响着生产效率,它是信息和知识溢出效应得以实现的基础(Lucas,1988);其次,土地与产权制度、地政府自治权、地方融资和债务规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的增长(Ades and Glaeser,1995)。再者,涉及人口流动、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政策会对城市系统、人口转移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Davis and Henderson,2003)。
肯尼亚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有城市化,却有增长。1960年肯尼亚的城市化为7%,其后,在这个很小的基数上,肯尼亚的城市化率有较快的进步,但人均GDP一直未出现明显增长,这说明其城市化并非由工业化所拉动,生产率也未有提升(Fay and Opal,2000)。非洲的其它几个国家也现了类似的现象,但总体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联合国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口超过100万的109个国家样本中,只有25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United Nations,2007)。后续的许多研究也表明,这些国家主要是非洲的一些小国,而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则在于地理和政治因素(Collier,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