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几十年西方学术界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热潮,在西方汉学界中摆脱“中国中心论”的倾向也颇成气候。曾主编过《中亚战争中的战争》(Warfare in Inner Asian Warfare)的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几年前出版的专著《古代中国及其敌人:游牧民族在东亚历史中的崛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此书从先秦时代中原与北方诸民族的关系讲起,最后落实到汉王朝与匈奴的冲突,到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的北征收笔,试图把东亚和中亚历史连为一体,以审视北方诸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塑造作用,颇有些挑战性的论断。
这本书试图挑战的,首先是在中国文化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自近代西方到来之前,“中华”一直是东亚地区最高的文明。中华文明的传播,也是刺激周边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和何炳棣在《亚洲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曾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辩论。其起因是罗友枝综合多年来中国研究和中亚研究的成果,挑战所谓的“汉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上虽然不断有北方民族征服中国,但这些民族对中国统治的成功,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落后的文化和习俗而“汉化”。从“五胡乱华”所造就的北方政权,到蒙古、清朝都无不如此。在罗友枝们看来,这些北方民族的“汉化”虽然是个事实,但绝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事实上,他们在“汉化”过程中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文化优势,甚至将之当作统治集团所垄断的秘密武器而珍藏。他们从自己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统治技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至于他们的“汉化”,有时则不过是“以汉制汉”而已。这也可以说是北方民族版本的“以夷制夷”之术。何炳棣则对这一学说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使用大量中文历史文献,证明“汉化”乃这些北方征服王朝进化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