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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国两制，用脚投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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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国两制，用脚投票的人

海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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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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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国两制，用脚投票的人 (2194 reads) 时间: 2008-12-09 周二, 12:12

作者：海归草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脚投票。
出海、海归、归海。
人生永无止境。
折腾着。

以下来之：
https://news.qq.com/a/20081209/001226_5.htm

那一夜，跳进大鹏湾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而愈演愈烈

记者山旭香港、深圳、广州报道

突然有人说好像看见了手电光，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人们于是“扑通、扑通”地都跳进了海里。

陈香港一到水里就有些后悔。陈香港的女朋友就是在这时候失踪的。“她不太会游泳，本来要绑个汽油桶，结果有人说看见解放军巡逻过来，她就直接跳进海里了。”说到这里，陈香港的神色有些黯然，“都是我非要偷渡，害死她了。”

197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由4名知青、3名农民临时组成的偷渡团体终于决定行动。最终只有4个人在今天香港黄竹角咀的地方上岸。若干年后，陈香港辗转得知，还有一个人漂回了内地并被遣返。

不只是两个失踪者为这次逃港付出了代价。唯一一名成功偷渡的女性当时正来月事，冰冷的海水让她终身无法生育。

回溯逃港者的历史，1971年极其普通。既没有上万人的集体闯关，也没有香港方面的“大赦”，甚至连内地一方都没有布置大规模的“反外逃”行动。但许多人的命运仍由此改变。

在云南插队的重庆知青陈香港，和同伴从公社偷来公章，给自己伪造了一封介绍信，然后跑到广东，跳进了大鹏湾的冰冷海水。这一切只为了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当然，那时候的他，还不叫“陈香港”。

16年后，当他移民美国时，决定用这个名字纪念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带给他的转折。他说，那也是一种与过去的告别。

陈香港在香港的16年其实也有不堪回首的时候。在接受移民局询问的时候，他甚至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而被认为不老实，被人用戒尺暴打。不过读过书的陈香港会写字，学英语也很快，结果当其他逃港者还在工地搬砖头的时候，他已经能穿着白衬衫坐在码头公司的办公室里学记账了。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逃港者故事，有传奇、有常情，有痛苦、也有快乐，甚至还有个美好的小尾巴：陈香港最终娶到了一位“资本家”的女儿并移民美国。

“5月逃港潮”

从1952年到现在，一共有两支部队在粤港边界驻扎过。先是隶属于公安军10师的守备30团于1952年2月上旬进驻宝安。到1969年，守备30团与珠海的守备6团换防，后者就是今天驻扎在深圳边防一线的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六支队的前身。

据当时在守备30团任参谋的叶腾芳回忆，解放初期，粤港边界的情况十分紧张。港英方面宣布：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属于香港管辖，甚至连深圳河也禁止内地人员涉足。

50年代，这条边防线上还充满了“敌我斗争”。叶腾芳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我方人员潜入对面的山区抓捕台湾派来的高级特工。

然而，这些传奇很快就被汹涌的逃港潮所代替。1962年，30团进驻宝安的第10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

事实上，在1962年“5月大逃港”之前的几个月里，从内地去往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急剧增加。到4月底，势头已经十分明显。

就在这年5月2日，港英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行动，除了被称作“穿山甲”的巡逻郊野村庄的警员小组，一些便衣警员也被派到新界调查从内地偷渡来的非法入境者。

这一天香港警方的新闻公报中说，在上一个周末截获了200多人，其中有12个孩子在山中藏了4天才有机会进入香港。

为了解决这些非法入境者的问题，被称作移民局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他们进行审查。逃港者登记后，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请求签证，由调查组认可，3 个月后就可以领取正式身份证。

像过去5年里的很多时候一样，港英政府觉得这一定是内地方面又兴起了某个运动，导致逃港者暂时性增加。在5月的第一个10天，约有1万逃港者在香港被捕，基本是广东人。

到5月11日，港报披露有2万多人在梧桐山内地一侧伺机入港，其中很多人就在这几天已经尝试偷渡了六七次，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甚至请英国的情报机关M15即所谓“军情五处”予以协助。当时的港督柏立基则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这种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也十分疑惑，要求香港方面进行详细报告。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更加汹涌的逃港人潮即将到来。

“水银泻地”——香港《明报》这样形容1962年5月的逃港者。从沙头角、打鼓岭到落马洲，一个上午就有上千名逃港者被港英军警截获。

香港与内地的陆地边界东部是梧桐山，中西部是深圳河流经的平原。陆地的西面是深圳湾，梧桐山东面则是大鹏湾。

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当时作为几家报社撰稿人的陈强生在回忆录里说，越境比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许多人白天趴在香港这边的铁丝网下边。到了晚上，有的人从铁丝网上攀爬，有的在铁丝网下边打开一个洞钻过来。

港英军警每50英尺就设立一个哨位，并且将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仍无法阻挡大量逃港者。

5月13日，港英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所谓“人情纸”，所有偷渡入境者在边界被截获后立即遣返。

15日，偷渡抵港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香港军警从早上到中午截获了约3000人，还有数量不相上下的逃港者进入市区。

直到5月20日以后，逃港潮才有所平息，但每日仍有三四千人。还发生了被遣返者跳车自杀的事件。

大规模逃港人群减少后，港英政府除了查捕隐匿民间的逃港者外，再次宣布逃港者经登记审查可获得身份证。结果这个消息又在内地掀起风波，造成6月大批群众冲入广州火车站，即今白云路旧火车站，酿成著名的“广州站”事件。

渔船被合作社收走了

其实50年代初的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农村，农民由土改获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打听在内地发生的变化。

1953年是个特殊的年头，全广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核心是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渔业生产合作社使生产得到了促进，却让刚刚得到个人渔船的渔民不满。

到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1957年，中共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

规定还要求，“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而在广东沿海，副业、贸易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当时宝安县委的报告说，当地50%的户数走私，20%依靠走私为生。务农的农民其副业收入已占50%，这些副业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5月荔枝水，7月芋头水”。

事实上，这时所谓的“走私”，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在海丰县的一个镇，因“走私”不到半年间抓了160人，有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个汇报资料说，当年6月至9月珠海县渔民驶出渔船200多条，只有100多条返回。“鱼虾不能拿到澳门卖，收入减少”。劳动力弱的人，完成指标有困难。许多渔民认为，渔民与工人、农民不同，渔民是靠天打捞，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不吃不睡也没法有收入。

另一方面，渔民们说，“小船改大船，大船改机船，渔船入了水，自己就没有渔船”。而且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

然而，集中生产并没有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甚至开始下降。在宝安县的新民乡，840亩水稻中减产的有250亩，新南乡则因果树无人管理，损害严重，损失2万多元。

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的一则反偷渡汇报材料在最后也小心翼翼地提到，广东人喜欢吃糖，能不能考虑增加按月下发的食糖，或者在最需要的季节集中供应。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万人，逃出近4万人。1978年外逃7.9万人，逃出1.8万人。1979年前5个月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濒临崩溃。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为生。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去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上下的男人只剩下一名。

1979年春天，粤港边界地区有100多个生产队因劳动力流失、干部外逃没有播种。

重新解密的档案

其实到70年代末，逃港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

广东省文教部门的一则汇报材料说，1978年前后，全省职文教系统经批准去香港的教授、副教授、主治医师乃至一般医护技术人员有上千人，其中大量人员逾期不归。当时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一位姓丘的副所长批准去港逾期不归，对省内的心血管病研究都造成很大影响。

惠阳县淡水中学，将近30%的教职工、18%的学生有过外逃行为。外逃被遣返的学生说，逃港是因为对前途不放心。

另一方面，经过10多年的动荡，从粤港边界这个“出口”跑出去的已经不只是广东人。陈香港在云南插队，一到那里就听说了两个去处：一个是去缅甸打游击，一个是去香港过好日子。“那时候大家脑子不那么狂热了，都想去香港。”

按照后来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的汇报，除了西藏、新疆，全国各地都有人从广东逃港。

到今天，对20多年间逃港者的统计依然没有确切的说法。

深圳市宝安区曾在前两年解密了一批与逃港者有关的历史档案。但当本刊记者去查询时，却被查询台的工作人员告之正在“重新解密”，原因就是这些档案公开后，“写得太多了”。

习仲勋的对策

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记者山旭深圳、广州报道

“习仲勋问我，怎么外逃那么多人？我说，香港比这边好！”

“习仲勋又问我香港怎么好？我说到香港分配多，还能买到东西！”

“习仲勋就不高兴了，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是什么出身？我说我家三代贫农。”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幕时，文富祥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勇气和省委书记顶嘴。

1978年初夏，宝安县委党校一个普通的房间里，新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找外逃严重地区的干部集体谈话，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书记文富祥的发言让人们大吃一惊。

凤凰大队位于深圳凤凰山脚下，村子里的人都姓文，是文天祥的后裔。文富祥几年前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他们从小时就听老人家说，自己的祖先是文丞相，要讲忠义。

“开始我还跟年轻人说，别的村可以去香港，我们村不行！但是拦不住啊，都是穷逼的。”他说，当时全大队几乎家家想逃港，有时候早上就突然没有青年劳动力出来上工了，两三天后才会陆续有人从边防被堵回来。

在这次接受记者采访后不久，文富祥就去世了。不过这时巨变早已发生。

凤凰大队已不再是农村，并且分成两个新的社区。而在距离凤凰村几十公里的地方、过去成为逃港焦点的边防区，习仲勋力主建立的特区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富有的城市之一，并吸引着当初的逃港者从深圳河那边归来。

　　初到宝安，劝导偷渡者

1978年7月，抵粤主政3个月的习仲勋第一次来到宝安。根据宝安县委《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定当时正在莲塘蹲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莲塘这样的边界地区，土地几乎都已抛荒，经常在整个村子都看不到青年男子。

习仲勋穿着一双布鞋沿着深圳河走了下来，在罗湖的一个收容所里，他还劝导偷渡者，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走到沙头角，两鬓花白的习仲勋站在“中英街”的界碑旁。他看到，街道那边人潮涌动，商店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内地这边却一片萧条。

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没想到解放那么长时间，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这边却仍然破破烂烂。

视察收尾时，习仲勋向宝安县的干部们讲话。“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习仲勋这时讲了让方苞、李定等人记忆深刻的观点：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

这一年的盛夏，出生在西北的习仲勋在南方炎热的酷暑中接连走了23个县。

就在这个夏天，外逃愈演愈烈。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年5月后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份。

习仲勋后来在珠海的反偷渡外逃会议上说，他和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到惠阳，那里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这些人到了樟木头，下汽车后就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这4000多人又继续结伙外逃。

汹涌的逃港者成为65岁的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生活问题很重要

就在这次反偷渡会议上，就逃港的性质和原因曾一度出现尖锐的争论：到底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但李定说，基层干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穷，只是过去没人敢在高级别的会议上说出来。

后来过了很多年，他们才了解到，邓小平在1977年到广东视察时就讲明：“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9年初，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他和习仲勋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

杨尚昆下去调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习仲勋一样，他对“文革”后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

杨尚昆同样要求地方干部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整整10天，杨尚昆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县，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持续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9年6月10日开始，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寇庆延最后请中央指示。李先念说：总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发展生产。再就是要惩办一些，这是辅助手段。“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这些话记录在编号为“粤办字〔1979〕58号”的文件里。

中央的思想传达到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想法不谋而合。在惠阳地委的反偷渡外逃会上，习仲勋对大家说，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这个讲话随后被印发到广东省各地政府，成为调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据之一。

发展生产第一个是调整种植计划。1979年秋，刚刚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

结果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是原来的10倍。农民不仅减少了负担，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那时分管宝安财贸工作的李定说，他本想带着莲塘的干部养鸡，但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边不行，我们就去新界养鸡。”

虽然农民都可以凭《过界耕作证》进入香港，但是必须早进晚归。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庆延请到莲塘的大队办公室，说要在新界建个养鸡场，靠生产治外逃。他希望寇庆延给个政策，允许20个养鸡场工人长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这20个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这20个人就是逃港了。”

寇庆延当场在李定的报告上签了字。李定就带人在新界搞了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当时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广东当时另一个新措施就是“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发展就越快，过去靠逃港寄钱养家的家庭慢慢没有了优势。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来种地搞养殖。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宣传典型。她的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后来因为磨豆腐、养猪、养鸡，劳力不够，就把儿子叫了回来，最后一家就养了一万多只鸡。

李定说，到1983年前后，回乡定居搞种养的外逃农村青年多了起来。

树林里的人没了

在1978年的荒芜和纷乱中，宝安的两个地方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一个是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后搞对港小额贸易、挖鱼塘，再没有一个人外逃。

另一个地方就是拥有“中英街”的沙头角镇。1949年后这里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还外逃近100人。但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沙头角开展来料加工、对港小额贸易，不仅没有人外逃，还有几户全家逃港者要回来。

习仲勋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起这两个地方：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严重的海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成为习仲勋的选择。

早在1978年夏天，中央派到港澳地区考察的代表团返回。他们在广州先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港澳地区的情况。

大受启发的广东省革委会不久就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其中提出最迟五年内要在宝安、珠海两地建立外贸基地。

这一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被明确提出。

1979年1月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讲了中央精神。会议最后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当时的广东省委已有共识：广东的面积超过欧洲一些大国，地理环境、人文条件都有潜在优势，如果中央给予一定的自主权，发展经济并不难。

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当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权力，在深圳、珠海划出两个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外部资金投资的场所，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99年，习仲勋在接受《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讲到了邓小平的回应：“邓小平当时还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

邓小平就在这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

(特约撰稿赵晓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逃港者归来

90年代中期曾有港报估计，至少有2万名东莞籍港人先后到内地投资经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们的后人

记者山旭东莞报道

1979年的春天，虎门龙眼村的祠堂里热闹了起来。看见有人抬机器进去，上了岁数的老人不禁抱怨了起来，怎么又大炼钢铁了，而且还是在祠堂里。

没多久，人们在祠堂门口还看见了早年逃港的张明、张细兄弟。不过他们不是被五花大绑遣送回来的，而是西装革履，还和村支队张旭森一起谈笑风生。

终于有一天，祠堂门口挂出了龙眼发具厂的牌子。原来祠堂后院安装的设备并是生产假发的。张氏兄弟就是假发厂的老板。

若干年后，当广东省整理改革开放的诸多线索时，确认龙眼假发厂是全省第一家落户农村的“三来一补”企业。进而推之，乃是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张旭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还没有逐级下达到龙眼村，但是社会上已经传出了大变革的消息。

封闭了30年的国家终于开放，逃港者也迎来重归之日。　　

想赚钱的逃港者

1978年的广交会有些特殊：南广场的语录墙被拆掉了。

不过，张明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和许多港商一样，仍对巡逻的民警有些“敏感”。16年前的1962年，家徒四壁的张明渡海外逃到香港，成为几十万逃港者中的一个。

现在，龙眼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这个破产地主的儿子。50年代初的运动中，张家最后一些土地和财产被集中到公社，一大家子里的兄弟几个天天扛着锄头种地。

1978年，张明的弟弟张细在逃港大潮中又偷渡去了香港。此时，张明经过10多年打拼，已经在香港开了家有点规模的张氏发具厂。

不过这个时候，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遭遇瓶颈。张细说回内地办厂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当时香港劳动力资源非常缺乏，而用机器生产成本高，质量也不好。

而张细在去香港时，广东地方上已经传出了一些风声。张家一个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亲戚告诉兄弟俩，省里领导想加大进出口力度，让香港人到内地投资，搞来料加工。

张家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广交会的机会回来探探风声。

张明到了内地，果然听说了政策松动的消息，这时反而拿不定主意：回来投资建厂，人工成本低，地皮几乎不用花钱，只要办起来肯定能赚钱；但是政府只是说要建外贸基地，并没有“赦免”他的外逃者身份。如果追究起来，不仅吃苦十几年换来的好生活没有了，可能还会做牢。

踌躇了许久，他打电话给老家的村支队张旭森“问政策”。

张旭森告诉记者，当时心里是希望张明这些人回来投资的，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多数干部也很赞同。这个时候，虎门镇上已经有了中国第一家合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

不过终究没有文件肯定，允许外逃的人回来公开搞工厂。而且农村能不能搞，刚经过了20多年“运动”的人们心里都没底。

“走资派”找来了“地主加外逃犯”

1979年初，张旭森写了个材料去找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希望得到支持。打电话到公社，说黎桂康去广州开会了。

张旭森准备了点干粮，坐了一天车赶到广东省委党校，没想到黎桂康开的会就是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正鼓励各地干部搞来料加工。

张旭森连忙回到龙眼，筹措具体办厂事宜。找到贸易局，贸易局局长也很高兴。

不过这个时候，张明还是担心。广交会是一个特殊场合，并不代表自己回虎门也不会被抓。

劝了许久，张氏兄弟终于同意在靠近边界的宝安见面。又解释了很长时间，张旭森再三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年的逃港者才同意回龙眼村看一看。

这一年的春季广交会上，展馆内的语录标语降到了12条，而1966年时有2673条。展馆周围的50个大牌子也被分给各个外贸总公司，分别做了轮胎、衣服等商品广告。

由于参会外商太多，广州涉外宾馆爆满，结果在各大宾馆的草坪、大堂都睡着采购商，这令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大为恼火。从第二年起，广交会专门为此设立了订房小组。

向省里报批建厂手续异乎寻常地顺利。1979年夏天，张家兄弟得到了编号为“东轻工(1979)02、03、04”三个文件，允许他们在虎门以及东莞的其他两个地方开设发具厂、漂染厂和电器厂，生产假发、电梳子，形成发具生产“一条龙”。率先投产的龙眼假发厂，就这样在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史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但是张家兄弟的回归，在龙眼乃至整个虎门、东莞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张旭森说，当时还有干部坚持张家兄弟是“地主加外逃犯”的身份。那时一边开放、一边搞反偷渡，却让逃港回来的老板“剥削”群众，这让许多老百姓想不明白。

开会的时候，黎桂康、张旭森被公开指责为“走资派”。

不过，没有人来龙眼村抓“地主加外逃犯”去坐牢，“走资派”还当着公社书记、村支书，龙眼假发厂红红火火地开了下去。

逃港者带来5万元集体收入

在建厂初期，村民到祠堂取了原料回家手工制作，计件后月底来拿报酬，一般每户每个月都可以从龙眼假发厂拿到三四百元，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收入。龙眼发具厂的产品则经过香港出口到北美。

让张旭森记忆犹新的是，他在龙眼发具厂第一次看到了“按劳取酬”的分配模式。一个月下来，工人之间工资可能会相差一半。

1979年，龙眼村第一次有了集体收入——5万元。到2004年，村经济的净资产达到7.4亿元。这些都得益于1979年后越来越多的外来企业。

龙眼发具厂首先带来了它的供货商，其中几家是张明直接介绍到龙眼的。现在全村已有外资企业100多家，还带动了村民营企业80多家。雇佣了4万多名工人，而本地原住人口不过2000多人。

从1978到1993年，龙眼村共引进“三来一补”企业1100多家。

张细现在是香港东莞同乡会会长，他表示目前在香港的东莞人有80多万。90年代中期曾有港报估计，至少有2万名东莞籍港人先后到内地投资经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们的后人。

张旭森前两年退了下来。20多年间他接待了上千位前来洽谈投资的香港人、台湾人，包括从东莞、虎门外逃出去的香港人。“龙眼村出去的，现在大多数生活还是不如我们，不过他们不好意思回来。”现在龙眼村每年给村民分配的社会福利等开支都超过2000万。

太平手袋厂在1996年倒闭，更名为海龙美发用品厂的龙眼发具厂，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

不过最近几年，受大的经济形势影响，龙眼发具厂和其他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都遭遇了困难，特别是龙眼村的3平方公里土地已所剩无几，都变成了林立的厂房。

30年后，逃港者和他们的乡亲们在等待着新的机遇。

香港：40万人的角色

考察香港“黄金20年”的历程，逃港者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

　　记者山旭香港报道

一张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统计表，记录着1970年至1980年间内地非法移民的数字。

1970年，3416人；1974年，19800人；1979年，192766人；1980年，150089人。10年间一共447695人，其中261447人符合当时留港居住条件。这是自1949年以来，香港迎接的第三波大规模逃港潮。

上一次逃港潮由1959年开始，至1962年达到顶峰。其间至少有14.2万名内地人非法进入香港。除了1962年“5月大逃港”高峰期的逃港者被立即遣返，其他人几乎都获得了合法身份。

比上世纪50年代末更早，人们记忆中的大规模逃港是1949年至1952年。《香港年报》记载，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居民涌入香港。

换句话说，在1952年至1980年，两次逃港潮中有约60万逃港者越过戒备森严的边界进入香港，其中约40万人获准在港合法定居。

到了1981年，逃港者的数字出现了性转折：全年只有7530名非法越境者被香港当局截获，1690人在边界以外的地区被发现。

一连串波峰浪谷的数字背后，是深圳河两岸30年的变化与起伏。

　想不想去香港

旺角，香港最为繁华的商业区。而在1950年，弥敦道以西还都是大海，海岸线就位于今天的新填地街。当时的旺角是工业区，满眼都是棉织厂、制烟厂和穿着粗布衣的工人。

50年代初期的香港正承受着经济衰退的冲击：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禁运导致了转口贸易萎缩，失业大幅上升，非技术性工人在香港的生活水准与内地基本持平。

在1952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地进入香港的人数都比较稳定。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组的数据，从1954年到1959年，整个香港入境人口与出境人口的差额，还由59781人下降到27801人。

直到50年代末，逃港者汹涌而来。

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邵善波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非法入境的原因有政治、经济因素，包括家庭理由，以经济、家庭为主。在他看来，1962年香港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也是由于内地因天灾出现大饥荒而致。他援引80年代的数据：单是1962年就有约20万人逃来香港。

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廖柏伟查询的数据比较保守：1959年至1962年共14.2万人非法进入香港。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组的数据，香港总人口就在这个期间跨过了300万大关，当时出生于内地的人口比重超过50%。每两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内地。

从1963年开始，香港连续4年，出境人口多于入境人口。而此时的内地，正是1963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6年“文革”兴起，其后两年香港入境人口再次超过出境人口。

“抵垒”香港

六七十年代内地居民不断逃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港英政府对逃港者几乎来者不拒。

当时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在高层授意下行使“酌情权”，可以在法条以外允许逃港者在港居住。结果只要到香港政府登记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留在香港定居。换句话说，只要躲过内地一方的拦截，即使被香港警察抓到，也是成功逃港。

到1962年“5月大逃港”，港英当局曾临时性暂停该政策。邵善波认为，港英政府历次调整入境政策，都与当时逃港者带来的压力有关。

1972年开始，逃港者再次明显增加。到1974年已是1970年的5倍以上。于是港英政府又开始实施一种被称为“抵垒”的政策。

“抵垒”政策的核心是：非法入境者如果能躲过香港边界拦截，进入市区得到居住场所，或与亲人见面，都可以在香港定居。被拦截者则遣返内地。

“抵垒”本是垒球用语，球员只要能及时碰及垒圈，就不用离开出局。由于这个政策，整个70年代的近45万名逃港者中，有超过26万人获准留下。

1978年，有11233人成功“抵垒”，另外8205人在香港一侧的边界地区被截获。1979年，102826人“抵垒”，另有89940人被遣返。1980年67964人成功。其中八九月间有5万人进入香港，有一半“抵垒”。

10月23日，不堪重负的香港政府终于宣布取消“抵垒”政策。此前已抵港的逃港者在3天内进行登记即可获得香港身份证。

消息公布后，金钟道华人延期居留办事处挤满了登记者。许多内地人赶在这三天偷逃到香港，甚至还有香港人顶替在内地的兄弟姐妹去登记。

26日零点，仍有大批逃港者在门外等待登记。关门一刻，不少人失声痛哭。以后很多天，还有很多不懂广东话的逃港者和住在偏僻山中的人刚刚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抵垒”政策的取消，代表着港英政府向逃港者敞开了数十年的大门彻底关闭。

也就是从这时起，香港警察被授权在街头检查身份证，而居民出门也必须携带身份证明。

1980年的另一个转折是，内地亦于此时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种种因素之下，逃港潮开始降温，来港者也更多是因为与家人团聚。

此后虽然仍有反复，但持续了30年的逃港潮已接近尾声。

逃港者的利与弊

今天走在旺角、尖沙咀闹市街头，随处都可以打听到有关逃港者的故事。大多数上了年纪的香港人都来自内地，从福建到广西，包括整个东、南部沿海。这些年龄约在五六十岁的老者大多住在公屋集中的地方，很少拥有中高档私人住宅。

1972年，港英政府为了改善因人口大量涌入而不断恶化的居住条件，宣布实施“十年房屋计划”：使贫民窟和木屋区的人口在十年内迁入公共房屋。“公屋”租金仅为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另外就是建造“居者有其屋”，即所谓“居屋”，大体相当于今天内地的经济适用房。

人口负担增加的另一面，是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出现。

根据邵善波查询的结果，在1975年至1980年间成功进入香港境内的逃港者中，81%以上是农民，其次是学生和工人。医生、护士、教师等技术人员合计不到0.3%。

廉价劳动力恰恰适应了当时香港制造业兴起的需要。

根据香港经济学家饶美蛟的统计，1973年香港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93.5%。到1978年，这个比例仍达到91.9%。

直到70年代末，虽然人口已接近饱和，但香港劳动力仍然不足，导致工资水平逐年提高。彼时香港的工资水平仅低于日本，列亚洲第二位。

香港著名学者卢受采在所著的《香港经济史》中谈到，“新移民中的成年人来港后，立即成为有用的劳动力。他们中的少年移民和移民引起的出生率急速上升，也使劳动力队伍不断得到补充”。

邵善波曾就香港的人口政策及入境政策进行了长期研究。他说，内地移民为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是事实。不过80年代后，“非法”移民问题已不再突出。到90年代，香港下层劳动力较多，却变成了需要应对的社会问题。

边防一线的30年

没有了铁丝网，逃港者更少了

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冯立峰、宋京涛深圳报道

伶仃洋东，大鹏湾西，有着也许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条边防线。

比如，它是中国最名副其实的“边防一线”。

1982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特区与非特区之间建立特区管理线，设置边防联合检查站，被称作粤港边防“二线”。原来的粤港边防即被称作“一线”。

“1969年我们的部队到这里时，‘一线’东起南澳葵冲，西至宝安固戍长达260多公里。”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88年“一线”改为盐田避风塘到南头大新码头，近70公里。后来大面积填海又使70公里变为现在的83.1公里。

与变化的边防线长度相比，1978年对于粤港边防“一线”是一个更大的转折：持续20多年的逃港潮在这时达到顶峰，然后迅速跌落。

2000年以后，在深圳湾、大鹏湾这些当初逃港者入海的地方，边防部队拆除了铁丝网，建设了滨海栈道。

30年来也有些东西没有变化：对面新界的群山，以及中英街上香港一侧矮小的门市房。

紧张的边防线

1987年，刘柏林到深圳服役的第三年，爆发了最后一次较大的集体逃港事件。

“大白天的老百姓就从草丛里往边界跑，那时候战士不能开枪啊，就上去拦。抓住一个，可是跑出去好几个。”现任边防六支队大队长的刘柏林说，逃港者并不在乎警告，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明目张胆”。

这次被称做“6.20”事件的大逃港，与其说是过去逃港潮的延续，不如说是30年逃港潮的终结。当时谣传英方将大赦三天，非法入境者都可获准成为香港居民。由于此前7年港英政府一直将所有偷渡者遣返，所有有着“跑过去”想法的人都把它看作最后一个机会。

这一年，香港方面一共只截获了2万多名逃港者。这与70年代末动辄十数万人的数字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

70年代末的罗湖，满是鱼塘和草丛，甚至无法布置铁丝网。没有办法，边防部队就种植了剑麻作为阻碍，边防战士则站在鱼塘的围堰上值勤。

“对于偷渡，单纯靠拦截是很难的。”在粤港边防干了了20多年的刘柏林说。

深圳河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十米，成年男子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游到对面。而在梧桐山中的伯公坳，内地一方居高临下，几米外就是香港的打鼓岭，助跑几步就可以跳过去。

沿伯公坳西侧的一道峡谷就是内地、香港的边界，铁丝网就在浓密的树林中。这一片山中至今还有蟒蛇和野猪。如果一个人跑进去，几百人都很难找到。

就是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中，边防六支队执行着拦截逃港者的任务，一次又一次经受着人群的冲击。在70年代逃港潮最猛烈的时候，边防六支队是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全线一天抓到几百个逃港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开放的边防公路

变化是从80年代开始显现出来的。

今天从深圳滨河大道经过，可以看到路南有一道绵延的铁栅栏围墙，墙那边是静静的河流和绿油油的山脉。这个看起来像公园的地方其实就是边防区，那条静静的小河就是深圳河。从滨河大道到河边，最近处不过20米。

深圳发展的30年，其实就是边防不断“贡献”的30年。

“深圳建特区，核心地带就是我们这一条边防区。”六支队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今天深圳地王大厦的位置当初就是六支队的指挥部，世界之窗里埃菲尔铁塔的位置则是四中队的营房。因为城市发展要土地，边防区就不断压缩、前移。后来滨海大道建成，边防巡逻路有的前移了几公里。

梧桐山里原来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边防公路。特区建成后，修了一条梧桐山隧道连接盐田与市中心。后来人流、车流增加，梧桐山隧道不堪重负。2000年前后，地方政府找到六支队，希望开放边防公路。

2002年底，边防公路扩建成的梧桐山盘山公路通车，当初嫌盐田偏僻的工厂又搬了回来，区外市民到盐田买房的比例也上升到10%。

边防的开放源自逃港者的减少。到90年代，每年逃港者已经下降到几千人。“我们询问那些外逃的，没有一个是踏实在家务农或者进城打工的。”刘柏林说，前些年曾经抓到一个20多岁的偷渡者，他觉得在农村种地苦就跑到深圳打工。没过几个月嫌赚钱少，就打算去香港发大财。

逃港者少了，80年代起入境的港商、台商多了。“过去他们怕部队怕得要死，你叫一声，他就规规矩矩地站在那一动不动。”刘柏林说，早些年边防部队的形象很“硬”。

“现在不行了，不管香港人还是内地人，走到边防区里也不怕当兵的，我们还得态度特别好地解释他进入禁区了，请他离开。”刘柏林说现在讲究的是文明执法。

1997年香港回归后，边界两侧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六支队又与香港特区警方建立了联勤互动机制，每周双方碰面，还共享视频监控、通讯联络。

前些年，有一次香港特区方面因为重大活动抽调警力，边界上几乎都走空了。整条边防线几乎只有内地这边在值勤，防止各种偷渡和走私。

六支队的干部说，对于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来说，哪一边值勤都放心。

　两道消失的铁丝网

深圳特区的两道边防线围成了一个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短。位于东侧一端的就是盐田区。由于这里一二线间的距离比较短，当初也是边防最紧张的地方。站在沙河入海口北岸，对面香港的细鸭洲、罗盆谷清晰可见。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就是从这里抱着空汽油桶，一直漂到香港。

虽然依山面海，但由于前有一线、后有二线，盐田的老百姓上不得山、下不得海。大鹏湾边的海润园是沙头角最大、最豪华的居民区，有4000多名香港居民住在这里。小区门前刚好是边防路，结果他们住着“海景房”却走不到海边。

2007年2月1日，边防部队将沿海边防区的铁丝网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长的海岸边修了一条木制栈道。从俄罗斯购买的“明思克”航母就停在这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主题公园。

现在站在栈道上，还可以看到海面上香港方面的巡逻艇。而花丛边的提示牌仍警告游客这里是粤港边防“一线”。

栈道上巡逻的军人也不再携带长枪，如果不是绿色的制服，他们看起来就和城市里的普通民警一样。在这里驻防的六支队十四中队干部告诉本刊记者，这里还是设置了红外线设备，一旦有人入海哨所就会得到警报。

哨所看起来就就像公园里的小商店，如果没有人指引很难识别。居民说，这一带的房子已经卖到了3万多元一平方米。

2007年，边防六支队拆除的另一大段铁丝网是在中国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块368公顷的保护区全部位于边防区内。现在为了维持生态，边防部队晚上从不把探照灯投射到红树林里。取得代之的，是加大徒步巡逻频率。

这片红树林生在深圳湾大海与陆地接壤的地方，遥望香港的沙桥。由于植物茂密、地形复杂，当年也是逃港者入海最多的地方之一。

六支队的干部说，变化最大的还有中英街。当年几百米的街上最多时有47家金店，一个店员最多时一天开出30多万的货单。因为经受住了走私者的利益诱惑，“沙头角模范中队”与“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样闻名全国。

然而现在走在中英街上，香港一侧矮小的店面与内地一侧的商厦相比，落差明显。相同的只是两边的店面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寥寥。

走近中英街桥头关口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人拎着塑料袋等在那里。边防部队的干部说，这些人都是“水客”。看了看，塑料袋里都是儿童奶等食品。

　偷渡回来的逃港者

现在，再没有蜂拥的逃港者。但是对于边防部队来讲任务却更重了。

“过去就是跑了几百人，可能都是老百姓，去香港就是为了打工吃饭。现在不一样了，即使非法出入境一个人，也可能是巨大的隐患。”在罗湖口岸附近驻防的六支队八中队指导员刘明新说，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国际化，边防面临着新的考验，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

包括十三中队驻防的中英街，虽然走私者少了，但是有几个出入口的小镇还是容易引来别有用心者。

今年以来，八中队已经抓获25名非法越界者，占全总队的9%。在奥运前后，整条边防线几乎全员上岗。

从2000年前后开始，六支队截获的外国逃港者多了起来，他们大多来自东南亚国家。刘明新说，这些人大多受蛇头组织，许多人是艾滋病、肝炎患者，因为听说香港治病免费就想跑过去。

后来边防部队听说，这些人到香港市区后就在闹市拿出刀来，主动让警察抓他。“进香港监狱先治病，劳动再给报酬。”刘明新说，他们在香港的监狱呆几年后就拿着几千港币高高兴兴地被遣返。

这些故事，总让边防支队里上了岁数的干部们唏嘘不已——如果不是30年来的改革与开放，内地的逃港者又会变成什么样？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逃港者却从粤港边防偷渡回内地。“他们没赚到钱，听说深圳这边公社、大队年年分红就想回来。但是去得晚没有身份不能走合法渠道，就再偷渡回来。”刘柏林说，深圳这一带的原住居民现在家里都有几套房子，远胜过那些在香港住公屋的亲戚。

当年刚到深圳的时候，刘柏林还是有些优越感的。每次回湖南老家探亲，就会围上一屋子人打听香港和特区的事情。

2000年以后，刘柏林在深圳开始接待来自老家的朋友，他们都是去香港旅游后途经深圳。

因为特殊身份，刘柏林在深圳河边呆了20多年却没去过香港。“这些年，好多新兵在入伍前就去香港玩过，我还听他们讲那边的事情。”

30年，特区的确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特别了。“二线”的通关手续在不断简化，撤销“二线”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这几年的消息则说，深圳市民有望仅凭身份证入港。

不过“一线”上的部队觉得，这条边防线还是会保留下去。哪怕偷渡、走私彻底消失，仍然需要这条特殊的线来体现“一国两制”的承诺。

作者：海归草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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