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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传奇华人富豪:小时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后来又被送到罗特歇尔德（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国际知名犹太望族）家族寄养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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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传奇华人富豪:小时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后来又被送到罗特歇尔德（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国际知名犹太望族）家族寄养过一段

ycm

警告次数: 1

头衔: 海归少将
声望: 讲师

加入时间: 2005/10/07
文章: 616

海归分: 268532

标题: zt传奇华人富豪:小时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后来又被送到罗特歇尔德（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国际知名犹太望族）家族寄养过一段 (1968 reads) 时间: 2010-10-16 周六, 13:23

作者：ycm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８０年代在苏黎世呆久的大陆留学生没有几个不知道马老的。马老是本地一位华侨耆老，是一位中国近代史的活字典，也是一位亿万富翁。我了解的马老是一位骨子里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地道的中国人，又是一位极熟悉西方文化而长期在国外定居并持有外国国籍的华人。他年轻时是驰骋疆场为国捐躯的勇士。年迈时是位诡计多端，深谋远虑的金融巨鳄。他有传奇式的经历，是一位思路宽广，敏捷的战略战术家。他年迈好学，勤于思考。喜欢讲的多，却从来不把话说透；好像一本读不完又读不透的书，一个半透明的多面镜。他虽腰缠万贯，却只是劳作，没有太多的享受。我认识的马老，不止是金钱方面，还是金融，历史和社会知识方面的富豪。

　　我和马老相识，也是一个偶然机会。那是１９８７年的深秋，我拿到苏黎世理工大学ＥＴＨ的科研资助，只身刚到苏黎世两个多月。有一天在办公室接到中国使馆教育参赞张祖望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本地有一位华侨要在留学生中找一位电子学内行咨询，他想我比较合适，建议我联系前往。按照他给的电话号码打通之后，我听到一位略带广东口音，吐字很清晰的先生和我讲话。他简单询问我的学历，是否掌握英语，然后详细说明了他的住处方位，约我改天晚上到他家见面。

　　翌日傍晚，我按他给的地址，沿着苏黎世理工大学主楼对面的大马路上朝南的一个路口沿上坡走进富人区里一条宁静的小街，找到了他的街门。门口两个电铃旁边有名牌，却没有名字。我只好试着都按了一下。大门的电磁锁很快地响了起来，我顺势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不宽的过道，摆着许多拖鞋。前面是一个楼梯，上面有人招呼我换鞋上楼。来到楼上，见到一位身材不高，脸上放光，腰板挺直的矍铄老者。他客气的寒暄，请我到屋里坐。里面是一个宽敞的客厅。朝着西南方向的一面是落地窗，隔着玻璃门和阳台可以清楚地俯瞰被星星点点灯光点缀的苏黎世湖夜景。对面靠墙安放着一个中式写字台，和一把舒适的红木太师椅。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副镶在两个长条红木镜框中明朝杨继盛（淑山）的大字条幅“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靠东北面的墙镶装着一排白色的落地书架，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按内容分类整齐排放的书刊。最上面是二十四史，先秦诸子的著作，柏杨资治通鉴等史书。下面的书清楚的分区归类。有美国出版的政治，经济，管理方面的论著；有中国大陆港台出版的近代史书，辞书，名人传记和中文小说；还有一格摆放着一排影集。在房间的正中间，摆放着一圈沙发。我在沙发上入座，他从书桌上拿给我一张名片，上面除了印着地址和电话外，就是他的英文名字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他又用笔在上面写下了他的中文名字：马介廉。“我今年７８岁，比起你们还算大一点，就按中国人习惯叫我马老好了。”他招呼我喝茶，并介绍屋里的另外一位女士。“这位是江晓松，她在苏黎世大学医院进修。你们以前认识吗？”寒暄之后才知道，她原来是前卫生部长江一真的千金。她的兄长江上舟和嫂子吴启迪六年前在苏黎世理工大学留学，我们就曾相识。马老自我介绍，“我是第五代华侨。祖上是云南回族，也有传说是从中东迁来的犹太族的后裔。那时回民起义失败，先祖逃亡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当劳工。以后靠洗衣房，餐馆发家，到我们上一代，已成当地首富。我小时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后来又被送到罗特歇尔德（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国际知名犹太望族）家族寄养过一段。我在美国国防大学求学。抗日战争期间我回国投笔从戎。在戴（笠）先生手下从军。在一次战斗中我和日本兵肉搏。我用汤姆抢一梭子弹将他打死。他倒下来时却将一把大军刀正好砍在我的头盖骨正中。”说着，他让我起身，摸到他的头顶有一条将近半公分深，十几公分长的沟。“我被送到峨眉山的一座庙里，一位老僧人用草药帮我治好了伤，总共呆了半年多。后来我在中美合作所任副职。抗战胜利后，我分到一百万美元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壹亿美元，作起了金融生意。我的家在加拿大，但我长期住在瑞士。”他一口气自我介绍之后又询问我的情况和家庭背景。当我说道抗战胜利后先父曾暂离教职，在北平军调执行部担任翻译，勾起了他的回忆。他说依稀记得我父亲的名字，他当时也在北平，在蒋（介石）先生侍从室任职。这样一提，更觉得关系近了一步。他很高兴，又和我闲扯了些苏黎世和瑞士的民情。他看我对墙上书架上的书很感兴趣，临起身时，约我随时来家看书闲聊，不必事先打电话预约。他问我的住处，我说在城里不远，坐电车很方便。他却执意要开车相送。他开的是一部墨绿色的奔驰房车，上车之后他对我说，他几年前还在开飞机，开汽车要容易得多，只是他不认路。现在开车需要旁人指路，所以一定要江晓松陪同。

　　因为不熟，再加上他毕竟是长辈，所以此后也就没敢冒然打搅。临近新年，接到留学生党支部负责人魏先生的传话：“你也认识马老？他托我带话给你，请你除夕晚上到他家聚会。”那次聚会很热闹，来宾不下二十多人，都是本地年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江女士领头作了几个丰盛的中国菜，大家吃着自助餐，随便聊天，十分融合。马老兴致很高，和我坐在一边说起他的经历：“我年轻时受过很多苦，主要在抗战期间。我小时就和蒋夫人很熟，我管她叫干姐姐。我回国后就被安排在戴先生手下。”我注意到，每当他提起戴笠和蒋介石，必定尊称“先生”，而且会不自觉地调整姿势，好比要准备行礼的样子。他接着讲起在戴先生手下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当时戴先生好容易带着我们几十人冲出日军重围。大家又累又饿，戴先生却集合队伍正式训话。戴先生说，今天的战败，肯定有内奸出卖。此人贡献很大，与我私交甚笃。我希望他勇敢站出来承认。我别无他法，只能照规矩办。这时戴先生的副官爬出来跪倒在地哭着请求宽恕。大家都低头不语。只有副官的一位把兄弟站出来替他辩解说情。戴先生掏出手枪，当场把那人打死。于是出来两个人，将副官五花大绑，捆在树上。戴先生把手放在副官的肩上，深情地说道：“你家人今后的生活包在我戴某身上。请你放心一路走好。”这时在一边架起一口大锅烧上开水。副官被当场开膛，血淋淋的心和肝被扔进锅里煮汤。戴先生喝了第一碗。接着每人喝一碗，有的人喝完大吐不止。这滋味是我一生中怎么也忘不了的。”马老说道。

　　过了新年，我租到一间便宜的阁楼房间，刚好位于马老住处上面的一条街上。马老听说后，再次对我说，不必事先约会，有时间常来坐坐，你不愿意聊天可以自己在一边看书。他还说，为了等待世界各地股市的消息，他随时等电话，所以习惯于抽空睡觉，无所谓早晚。这样，我在晚上或周末有时到马老家小坐。几个月后的一天，马老好像不经心地提起，本来要见我是询问电子方面的事务，却忘记了。他说他在一家瑞士的小公司里投资，在开发一项很有前途的新技术产品。瑞银集团ＵＢＳ看好这个项目，投资８０万瑞士法郎。他说该公司总裁阿列克思（阿曼先生明天下午来家，约我相见。改天，我如约来到，不一会，马老下楼迎接来客。他是一位看上去非常直爽而友善的中年人。高高的个子，宽肩膀，肚子大大的已经有些发胖。他进来和马老亲切的拥抱问候，马老调侃地对我说，阿列克思就是他的外国儿子。马老又用英文把这意思对他说了一遍，他憨憨地笑，感到由衷的满足。我和阿列克思寒暄一番，不久他即告辞。接着，马老第一次和我说起公司的事：“阿列克思是一位很有抱负又有背景的瑞士人，ＵＢＳ介绍我支持他，应该没有问题。阿列克思人很单纯，完全像个孩子。希望你今后多多帮助他。”

　　几天后马老约我星期天上午前来。阿列克思说刚从西班牙飞回来，特别带来当地产的一条活鱼孝敬马老。马老非常高兴，说要让阿列克思带我参观他的“ＨＴＳ（高技术系统）”公司，晚上请晓松掌勺，回来吃活鱼。嗣后我在阿列克思公司帮忙。我在公司见到不少管理方面的问题，虽然提醒阿列克思，但无收效。于是将自己的判断，婉转地告诉马老。到了年底，公司宣布为了减少开支，项目全部移到国外，我就再也没去公司。

　　翌年，马老说后悔以前没有认真听我的话，他说：“公司的项目亏损过百万。我要阿列克思把我投资的３０万立刻归还。我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你有问题和我的律师谈。后来我约律师和他见面。律师说，您先按照公价把１０００瑞郎放在桌上再谈。谈了一个小时后，律师收了钱，结论还是阿列克思必须还钱。我的钱，一分也不能少，立即退还！”从此，就再没有听到马老提起他的这位“洋儿子”。

　　马老有一次对我说，“我昨天一宿从王ＸＸ在香港的公司至少赚了一千万（瑞士法郎），大陆的干部，要学会西方的金融业务还需要时间，照理说我也是中国人，不应当这样赚他们的钱。但金融市场如同战场，手软不得。人生短暂无常，我很羡慕你们这些留学生。你们虽然生活清贫，精神上却很干净。我是灵魂里浸透铜臭的商人。已经走到这一步，无法逆转了。”他顺手拿出一张小纸片，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与人无爱亦无恨”七个字认真地送给我。“这很有佛学的味道，也许有点消极，我奉行的就是这个原则”。玩味这句话，我想到阿列克思，也想到所看到的马老的生活情况。他给我看他过去有许多年轻的美女簇拥的照片，却从来没见到他和亲人一起的合照。作为传统的中国人，他大概很重视传宗接代。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侄子，另外有许多女儿。我见到过其中的俩位。一位是中年妇人，是位商业成功人士，说话很少。另一位是花季少女，当时在美国念大学。那次来父亲家为了在瑞士做一个小手术。看他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冷不热，十分客气。马老没有夫人，我劝过他好几次，上了年纪，应当找个生活伴侣照顾。他说，保险公司规定，他身边必需有人照料，睡觉也不能例外。但找一个夫人绝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他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捻熟，她曾派遣两名年轻女士前来照顾他的生活。但她们在场面上拿不出手，所以被他辞退。他告诉我，在加拿大他有一大家人，有带游泳池和花园的豪宅。他每年去那里小住，但是为了业务，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一个人留在瑞士。有一次我到他家遇到一位举止雍容的中年妇人来访。少许寒暄之后，她就起身告辞。她走后马老感慨地说，这位女士现在做黄金买卖，十分成功。当年她在香港开一家小茶馆，马老常去光顾。后来有一个偶然商机，经马老点拨，她作起了生意。她这次来说起，豪宅，汽车都已在香港置办齐全，只是一年时间大部分在飞机上和酒店里度过，很少照顾家里和孩子，生活并不美满。虽然没有明说，我可以看出，马老讲着她的故事，也在感叹着自己的人生。

　　马老多次邀请我到他家小住，他说夜阑人静，想想问题，聊聊天另有一番境界。８９年我搬到卢塞恩之后，有一次到苏黎世出差路过，正好只有他一人在家，于是留我过夜。他闲聊起生活起居，说巴利（Ｂａｌｌｙ，瑞士驰名世界的鞋厂）每年派一位鞋匠来为他量尺码，免费为他定做两双皮鞋。他给我看他卧室里的两个大壁橱。一个里面整齐排列着上百双皮鞋。另一个里面挂着好几排各色西装。他说，这不是为了时髦，而是为了社交的需要。他说，要出席什么场合，要见什么人，就和演戏一样，要搭配好行头。他又让我帮他搬出一个大纸箱。他说那是国内商家到巴塞尔博览会首次参展。比较便宜的展品大都卖出去了。剩下的展品都是比较昂贵的精品。展览会结束后他们不想把这些展品带回国。马老答应今后作他们的主顾。用两千瑞郎就把这些东西全包了圆。他从箱子里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小心打开包装，放在灯光底下细心观赏，时时禁不住贪婪的笑。他拿起一件玉器，两眼发出老葛朗台式的一道道亮光，感叹地说，“只这一件就值了，其他东西等于白饶！”

　　马老不喜欢洋人，尤其讨厌瑞士人，说他们是山民，没有什么文化。他说他不喜欢德文，一个字也不要学。像许多外国人一样，他在此地居住，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这时瑞银ＵＢＳ的人都会帮他解难。他住宅所在的一条富人街的居民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不和有色皮肤的外国人做邻居。ＵＢＳ却帮忙为他买下了这所住宅。瑞士东北部阿喷策尔（Ａｐｐｅｎｚｅｌｌ）的农民彪悍而讲义气。依照ＵＢＳ的建议，他在当地买下一些房产供村里公益事业使用。这项善举使当地农民十分感动。村里派出代表给他送来一个一米多见方的木架，上面摆放一支将近一米长的一大瓶当地酿造的葡萄酒。这标志着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封他为本村的荣誉公民，说如果谁要敢欺负他，他们全村人都会前来支援。他对我说，“瑞士人并不特别聪明，但他们是世界上最高明的管钱能手。瑞士是微不足道的小国，但瑞士法郎却是很重要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德语区的瑞士人理财最精明。人家说笑话：如果在楼上有一个瑞士人打开窗子往下跳，你不要思索跟着跳下去，绝对不会吃亏”。马老告诉我说，西方人看不起中国人是根深蒂固的。他对西方人也绝不客气。他和他们的商务约会，除约定好见面时间外，也要定好结束时间，到时一定送客。９０年代中期，我从卢塞恩到苏黎世办事，剩点时间到马老家顺便拜访。正巧有一位德国先生在客厅就座。我来之后，马老请管家招待他到另外房间稍等。和我问候之后又把德国先生请回来。先是把我正式地介绍一番，然后宣布结束谈话，握手告别。此人当时若有所失，显得十分尴尬。他走后马老说这是一家公司的资深经理，刚从德国飞来。这人一向非常傲气，和这类洋人交往，要有一套厉害的办法。

　　马老不止一次讲到他祖传的家法。任何家庭成员如果和洋人通婚可以分一份家产但必须逐出家门。在他交往的中国人当中，除一位孔夫子后裔的女士外，没有一位是和洋人通婚的。马老也十分注重中国人的礼节。有一次在他家新年自助聚餐会，著名歌唱家刘克清先生即兴演唱费加罗婚礼的选段。洪亮的歌声使在场的许多年轻人陶醉。没等主人招呼，我的儿子也和几位留学生开始进餐，大声调侃起来。马老在一边很不高兴，指着这些年轻人对我说：“我们家规矩很严，我见母亲，如果她不招呼，我是不敢坐下的。我如今上了年纪，她也过了百岁。上次见她，她眼神不好，没有招呼我坐下，足足罚我站了半个多小时！”

　　马老骨子里是真正的中国人，但从法理上他又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生在美国，因为税务和财产的原因，他退了美国籍，永远不去美国，而成了加拿大公民。他对我说，瑞士对他的财产和相应的纳税有兴趣，所以外事警察局每年登门拜访，邀他入籍。一直到９０年代中期，他才加入瑞士国籍。他说，他在东南亚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认识泰国国王，有泰国贵族的封号；刚果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宣称，马先生是他的朋友，也是最佩服的人物之一。马老的金融业务涉及国际货币，股票，地产，商业投资等等，自然是全球性的。亚洲的信息，好像大量从他在香港的代理人那里得到。他对我说，上次去北京，下塌在香格里拉饭店，经过交涉，也没能找到合适的房间。只好打电话到香港向代理人求助。那位在香港为他预订房间的代理人说，已经通知酒店立即给他安排好房间。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他是那家酒店的主要股东之一！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他几乎每隔几天就收到香港方面寄来的录像带。我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心里非常不平静。他对我说：“西方的媒体说死了一千多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没有那么多。就算死了几千人，和一次战争死的人数相比，还是微不足道。我这个人骨子里是反共的。但说句公平话，从战略角度看，邓先生这样决定有他的理由，现在从人间常理评论这件事还为时过早。”几年后马老曾很得意地对我回忆说，当年别的外国人恨不得马上逃离中国大陆，他却在上海浦东大手笔置办房地产。现在的价值早已翻了好几倍。

　　马老曾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尤其对于地缘政治学（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他有很深的兴趣和造诣，常常会不自觉地对我讲起。他说，这不是空洞的学术，而关系到他每天的金融业务。对于国际局势发展判断的正确与否往往会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他说：“富国和富人绝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只要有一个流浪汉带一颗小炸弹到纽约的金融中心引爆，对于西方的影响绝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爆炸。美国研究的那些超级武器又有什么用！”以后的９１１事件，确实证实了他的这种分析。

　　到了９０年代初，马老在苏黎世湖边“黄金岸”奎斯纳赫特买了一所房子。因为离城较远，前去拜访的留学生很少。我因为搬到卢塞恩城，去一趟更不方便，所以也只能抽空在电话里和马老交谈。和马老谈话，除了讲到他过去的经历，他从来不把一个意思说完说透。我想也许这是因为他年轻时搞情报，年迈时搞金融，都属于敏感的领域。所以我和他相处，尽量不去深究细问。但另一方面马老骨子里还是半个美国人。只要我想说想问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说出来，他从来没有顾忌。对于他不愿意讲的，他只是沉默不语或者扭转话题。我每次和他通电话，他都本能地从国际形势讲起，然后就会告诉我几种主要货币的走向。我去看望马老，他领我参观新居。在住房的底层是一座敞亮的室内游泳池。马老还专门拨开电钮，给我表演池中打水旋涡冲击的效应。我问他怎么游泳，他说这设备体现了房产的价值，他本人并不使用。这又使我想起他以前欣赏收藏珍宝的情景。

　　相隔几年没见，９０年代末的一个夏日，我和老伴去看望马老。那天天气特别好，马老精神也特别好。他招呼我们在房间里和阳台上以苏黎世湖为背景一起合影。他深知我的爱好，又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重新布置的书房看他的新书。马老看我老伴的手相，总说非常难得，所以对她格外赞赏。这次高兴临别时拿出几本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选相借。还拿出一个已经摔成两半的工艺品相赠。马老虽腰缠万贯，却绝不会拿出有价值的东西作礼品。我们深知马老的脾气，并不介意。他曾送我一盒精装的茶叶，告诉我那里面茶叶的珍贵。我回家打开盒子，一股怪味扑鼻而来。大抵那茶叶确实珍贵，怎奈它抵不过时光的侵蚀，至少经历了几十个春秋！这次他以“工艺品”相赠，我们也有礼貌的接收下来。

　　２００５年初，我从卢塞恩搬到苏黎世。搬家甫定，在春天里的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我给马老打电话。这次他的声音微弱，没有像从前那样滔滔不绝的从国际形势和当前汇率讲起。他实在想不起来我是谁。大概经过五六次提醒后他才想起我，却突然哭了起来：“我现在眼前一片黑暗，我怎么办？我真不知道啊。”我大为震惊，安慰他说：“马老，您没事，我马上要去美国一趟，两个多月。我回来以后，一定立刻去看您。您看这样行吗？”没有回答，我从电话里只听到鼾声。马老睡着了。我在电话里反复喊着马老，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又醒了，接着哭诉起来。我又问道：“您到底怎么样，去看医生了吗？”他说：“没有，没什么大毛病。”我问：“您觉得哪儿不好？”他说：“我怕。”我问：“您要不要我马上去看您或帮您找医生？”“不要，我不是有病，我心里难受。”他又抽泣了起来，像一个小孩。然后，我又听到鼾声，他又睡着了。我在电话里再叫他多次，他又醒了。这次他仿佛忽然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平静的说：“你回来以后来看我吧，我等着你。我真想见你一面。”我说，“要么我现在去看您？”他有条不紊地说，“等你回来再见吧”。等我从美国回来，已经盛夏。我想还是先给马老打电话约个时间去看他。这也是我第一次事先和他约会。电话是照顾他起居的一位韩国女士接的，她告诉我，“马先生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去世”。

　　我一直记得马老说到他们家族长寿的传统，深信马老经历这么多人生的风风雨雨，像一棵老树，总是矗立不动，健康当无大问题。他一反常态向我哭诉心中的孤独，我当时也没太往心里去。等他永远地走了，我屈指一算，我们通电话时他至少也有９６岁。在这样的高龄，早就应该预感到不测，我悔恨自己太粗心，竟然没能和马老作最后的告别。

　　他年轻时曾经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和远大前程，只身回来参加抗日，并在战斗中负重伤险些丧命。以后他的人生转变，进入了另一种社会。他曾不止一次提起他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战略。我查资料，那学校多半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ＵＳ　Ａｒｍｙ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直接意译的美国国防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６年才成立，算下来那年马老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所以他上的不会是这所大学。马老抗战期间在戴笠手下任要职于中美合作所。我却囿于见识的浅薄，只认为戴笠是大刽子手并以此探问马老。他没有介意，但从此再也不给我讲抗战期间的故事。最近查看资料，方知我兴许是冤枉了他（见附录）。可惜永远没有机会再向马老当面道歉了。

　　马老还有许多后人在世，他们也许已经分好他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但他们中间有谁还会想着纪念他吗？我所知道的马老点滴轶事与他丰富的人间阅历和传奇的一生相比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我还是冒昧地写下来，以便昭示世人，也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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