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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民国八卦系列] 民国“性博士”张竞生--一位被淹没的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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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民国八卦系列] 民国“性博士”张竞生--一位被淹没的奇人   
阳光在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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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上校

头衔: 海归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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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性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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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民国八卦系列] 民国“性博士”张竞生--一位被淹没的奇人 (4896 reads)      时间: 2011-11-28 周一, 22:18   

作者:阳光在多城海天文学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惊世骇俗的张竞生】
有人说,张竞生是民国时代的李银河。从这个不甚准确的比方里,我们起码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张竞生有很多关于“性”的主张,还很超前;第二,时至今日,张竞生的知名度很低,要不人家就会倒过来说李银河是今天的张竞生了,如同说某某是今日鲁迅一样。

张竞生是广东人,辛亥革命青年,留法学生,哲学博士,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教书期间,他先是发起过一场爱情大讨论,主张爱情是可以因条件而变迁的。接着他向大众征集个人的性经历,并且选了几篇毫无遮掩的自述文章加上按语,结集出版,这就是让他此后一生背负骂名的《性史》。那以后张竞生就郁郁不得志,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之下。

直到多年以后,人们开始渐渐为张竞生翻案。李敖对张竞生十分欣赏,把他和刘海粟(搞人体写生)、黎锦晖(写流行歌曲)合称为“三大文妖”--在李敖的字典里这当然是称赞。在更多的传记或者介绍文章里,张竞生则被收编,成为中国20世纪的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乡村建设者,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李大钊的同情者,第一个在大学里讲授“逻辑学”,比马寅初更早提出计划生育,等等。

无论怎样评价张竞生,在民国的风月史上,他的主张和事迹都值得好好818。

【留法时与外国女子的情、性经历】
张竞生于民国初年赴法留学,一去八载,除了拿到里昂大学的博士学位,也广泛游历,并有几段丰富的情史,晚年写了几本回忆录讲述当年的经历。张竞生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信徒,风流作派也差不多,回忆录也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

根据张竞生的自述,刚到巴黎时他还是一个严守中国正统礼教的规矩青年,第二年暑假就色胆包天,在法国东边的海边渔场与一位法国小姑娘同居了。这个法国姑娘认识他时只有十六、七岁,父亲早因酗酒而死,母亲改嫁,开了个小酒店。张竞生那时也不过二十出头,少男少女自然地相互吸引,就好在一起。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两人干脆跑到另一处海滩租房子同居,俨然新婚夫妻,在大自然中尽情享受天伦:『我们常到那远远无人到的海石上,身上只穿游泳衣。就这样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在海潮怒号叫嚣之中,在鹰隼飞鸣上下的翱翔中,我们紧紧地拥抱,发泄我们如潮如电的精力。』性爱本来是人生一大美事,可惜后果接踵而来,暑假结束后女孩就怀孕了。张竞生带着这位小爱人回到巴黎,等孩子生下来后自思靠自己那点留学生费根本养不起,就说服女孩把婴儿送到育婴院。这个孩子几个月后夭折。后来法国女孩又打了一两次胎。张竞生对此感觉懊恼极了,以后就尽量采取避孕措施,『不愿再使对方受孕,而生出许多不正当的行为! 』

张竞生说,他与这个女孩子本来极相爱,尤其在性的方面很能让他满足,但可惜最终没有成为夫妻,『假使我那时与她成为夫妇,或则为终身的爱侣,我终身定然享受家庭的快乐与人生的乐趣,断不会如我归国后所受的那样悲惨。』那么为什么后来分开呢?张竞生在回忆录中提到几点,比如这个女孩子是个文盲,还时常发作歇斯底里症,又容易怀孕,都让他不满意。况且他在中国早已有一位父母包办的妻子,如果今后带这个女孩子回中国,又将是重婚,他又觉得对不起这个女孩。于是在同居两年后,当第一次大战的战火烧到巴黎附近,张竞生在中国使馆的安排下去英国伦敦暂避,就趁此机会与这个女孩诀别,『于是我就给我爱人一些金钱,与她决绝。她也无可奈何,归回家乡依靠母亲。』张竞生后来深深自责,在回忆录中写到:『可是我的良心上永久抱憾终身。我一想起就自骂我实在是一个薄幸儿!...... 当我写此时我全夜不能入睡,唉!情人呵!请你恕我这个薄幸的人吧!我失你后一生所遇伴侣的痛苦,已够受你的责罚了。......』

在伦敦,张竞生借住在一户工人家庭,一来二去与那家的女儿谈起来了恋爱,『往后,我们常去看电影,感情日见深厚,我又不免与她发生肉体的关系了。』不过与前面那位可能是西班牙裔的法国女孩相比,这个英国女孩表现得非常矜持冷淡,让他不喜,所以虽然两人已有肉体关系,但他不把她视为情人,『然而我不喜欢冷冷淡淡的,不肯热烈表情的,不敢表示浪漫行为的女人。故我对她只是一个好朋友,说不上有情人的爱恋。』后来巴黎的军事危险宣告解除,他就回去了,在伦敦的这段关系便无疾而终。

回巴黎后,发现头顶上还是经常飞炮弹,于是又躲到里昂。张竞生在里昂的情史一波三折。他说里昂的风气与巴黎完全不同,相当保守。他借住在一户教师家庭,家里也有一个女儿,但彼此无意。不过有一位十七八岁的瑞士女郎来教师家里学习钢琴,两人又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那对教师夫妇对他们看得紧紧的,生怕两人搞出些什么,『那位老教师受了老婆的嘱咐,常常向我督责不应与这位女郎接近。他说这位女学生是年纪少与极正经的,我不应向她说一句爱情话去引诱她。』所以他和这个瑞士女郎终究没有故事发生。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对教师又请来了一位女助教,二十多数了,很有自己的主见,和张竞生一拍即合,当年的平安夜两人就睡到一张床上了。但是这位女助教是个虔诚的教徒,忽然觉得这一天不合适,『当我正在想实行动作时,她就起床,穿好内衣,极严重地、悲哀地向我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安能做出这个肉体的快乐呢?”』于是两人就规规矩矩过了一夜。张竞生说:『这个无邪的一夜,真正是一个精神的恋爱,比那肉体有万倍的香甜......』结果一直到后来,两人虽然谈恋爱,却一次肉体关系也没有发生过。

张竞生回到巴黎,住在近郊,在林中散步时邂逅了一位女诗人,于是演绎出他的法国情史中最优美的一章。女诗人也是漂泊到巴黎的,和张竞生萍水相逢,而战时周围的人忙着逃生,也没人注意他们,于是两人渡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日子,『我们这样在大森林区中度过了人生无上的快乐,若要详细记起这数个月久的情状,恐怕连篇累牍也说不尽......』女诗人在回忆录里被张竞生称为“花姐姐”,她无论在身体上还是智识上都让他得到极大满足,『这位花姐姐给我终身一件在别个妇人所未有的快感——那是她全身的香甜气味!当她与我深深接吻时,把她舌撩转我舌时,我起初总觉得香甜。』张竞生用了不少篇幅描写他们那令人兴奋的野外性体验,还说女诗人把他俩的情事写成了一首诗,把自己比做花,把张竞生比做采花的昆虫,『我好比一个好采花的虫儿!在花心内竭力舐钻。钻出那些花蜜来始罢休!女的花姐姐好似说:“虫儿!我不把蕊放开,你怎样能够采我花蜜去?”那个虫儿似乎说:“我有毅力呢,我的针是极尖锐的,我的心情是极热烈的,任你的花心怎样不肯放松,怎耐我那枝针的尖锐,我的热力那样热烈,你的花心是终要献出,给我尽量的吮嚼。不但你的花心开放了,你尚要流出了那浓厚的蜜汁来,给我饱饱的满足!”......』

可是这位女诗人是另有男友的。几个月后女诗人的爱人从战场上受伤回来,给她写了信,要她和她母亲陪他去南方疗养,『她于义于情上都不容辞,决定明日与她母亲离开此间,』两人便在令人心碎的悲伤中离别,此后也没有一点音讯。

张竞生的这段留法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对爱情和性的看法。在理论上,他对爱情以及婚姻都抱着极为开放的态度,对于性,则强调人们应该充分享受性的美妙,不要自我禁锢。张竞生自述,他留法时接触的风气就是性开放,『在法国,尤其是青年的男女们,对于性交是极其自由的;可以说一切男女都有获得接触的机会。』他认为性开放并非淫乱,而且大有好处,『这样可长了许多性的智识与社会的人情,也可领略了许多风流的滋味,与两性的快乐(精神的与肉体的快乐吧)。』而且这种开放风气可以减少嫖娼。

【提出爱情四定则,引发爱情大讨论】
张竞生对男女恋爱早有一套成型的理论,后来借着同事谭熙鸿的婚姻风波而正式抛出,由此引发了民国时代第一场关于爱情的大讨论。

先来说说谭熙鸿的这场婚事。谭熙鸿也是留法学生,回国后被北大聘用,后来创建了北大生物系。他的第一位妻子陈纬君是陈璧君的异母妹妹,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妻子,所以谭熙鸿和汪精卫还是连襟。谭熙鸿与陈纬君相识于法国,两人感情很好,但在1922年,陈纬君在北京生下第二个小孩后,忽然染上猩红热病逝了。几个月后,陈纬君的妹妹陈淑君从广东北上求学,想报考北大,就暂时借住在姐夫家里,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嫁给了姐夫。如此,谭熙鸿在经历了短暂的丧妻之痛以后很快又组建了家庭。

到了第二年(1923年),广东法政学校的青年学生沈厚培跑到北京,说自己是陈淑君的未婚夫,两人先前已有婚约。他还给《晨报》写了封信,批评谭熙鸿插手自己的恋爱。《晨报》以《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的标题发表了这封信。谭、陈夫妇很快做出回应,第二天《晨报》发表了陈淑君的文章《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说她和沈厚培只认识几个月,根本没有婚约。谭熙鸿是社会名人,所以这件事很快就在报上炒开了。

当时张竞生与谭熙鸿虽然同为北大教授,但交情不算深。看起来他这人书生味很重,在报纸上看到谭熙鸿的婚事风波,就趁机借题发挥,阐发了自己的一套爱情理论,提出了“爱情四定则”:1,爱情是有条件的;2,爱情是可比较的;3,爱情是可变迁的;4,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张竞生由此出发为陈淑君辩护,说陈淑君放弃沈厚培而选择谭熙鸿,完全是天经地义,说『她的爱情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陈女士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

如果仅仅是做理论探讨,这四定则恐怕不会引起太大社会反响,因为自晚清以来各种冲击传统观念的理论就从来没断过。但是结合了谭熙鸿的具体实例,这四定则似乎是在鼓吹:爱情是不必讲忠诚的(因为是可变迁的)、恋爱中的一方因为衡量了各种条件而变心也无可厚非(因为爱情是有条件,可比较的)。如果这四定则成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嫌贫爱富,这些统统都不应该受到道义指责--虽然张竞生的本意可能未必如此。

陈淑君在受到沈厚培的公开指责后,自我辩解时抓住了一条,就是她与小沈同学并无婚约,另一条则是她眼见姐姐遗下的两个幼儿无人照顾,心中不忍。但是张竞生的四定则一出来后事情变了味,变成了好像是陈淑君先与沈厚培有约,后来看见了各方面条件都更优厚的姐夫,就变心甩掉小沈,不但如此,按张竞生的意思,小陈这么做根本无可厚非,而别人批评小陈(和老谭)却都是死脑筋老封建。这下子一来,不但张竞生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就连谭熙鸿和陈淑君也深陷被动。后来张竞生不得不撰文回复说:『我在数年前已经留心研究爱情的问题了,但所拟就的爱情上几个定则,终未拿出来向人讨论。......由我文而惹起了许多无道理的攻击,我对于陈女士和谭君唯有诚恳的道歉。』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引来了很多回应,但是可以想象,大多是反对意见,就连本已十分激进的许广平也是批评的口吻。主持这场辩论的《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倒是完全站在张竞生这边,并且感叹读者们大半代表旧礼教说话,『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

【编辑和出版《性史》】
张竞生对“性”一直抱有浓厚兴趣。有文章说,他早年在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读到一本德国人的书《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就爱不释手翻了很多遍(当时还是清末)。民国后他留学法国,就有了更多机会充分探究性的问题。如果只是个人的身体力行,那没什么稀罕,难得的是他愿意做理论探讨,而且不惧在国内公开宣讲这个敏感话题。1923年9月,张竞生在刚刚结束那场爱情大讨论后不久,又做出一件惊人之举:在课堂上公开讲授性学。他的理论是,性行为就好像游泳,你把人教会了,青年人反而不会乱来,不会因不识水性而淹死。如果说公开授课这一举动尚未让他成为众矢之的,那么几年后他主持出版的《性史》一书就让社会各界老账新帐一起算,终于搞得他灰头土脸、身败名裂。

编集《性史》一书,本来是北大的民俗研究的一部分。1925年,张竞生所在的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决定对一系列民俗课题进行科学调查,其中包括“性”这一项。科学调查的第一步自然是搜集原始资料,张竞生于是在这年冬天登报征稿,鼓励人们把自己的性经历写成文章交给他们做研究。

这本《性史》究竟什么内容?看看张竞生的征稿启事可以知道个大概。启事题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 “优种社”同人启事》,要求来稿人从头讲述自己的性经历,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诸如:『你竭力记起几岁时头一次知道两性的分别,其时的情况如何?......你几岁春情发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初次的情状如何?...... 你曾梦遗否?怎样梦遗法?......你曾与同性恋爱过否?......你曾嫖妓否?如你是女人,曾否作过浪漫的性生活?』等等等等。他要求来稿真实叙述,不要虚构,因为这是供科学研究之用,不过他同时又希望人们写得有文彩,『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张竞生强调说这次征稿并不是在搞败坏道德的不正之风,反而是要帮助人们培养美好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他说:『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

寒假之后张竞生就收到200多份回信,收获颇丰。这时候他就决定结集出版,公开发行。他先挑出了七篇稿子,作者有男有女。他给每篇稿子加上了按语,做了点评,然后编成一辑付印,于1926年5月由光华书局出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性史》。按张竞生本来的设想,这还只是第一辑,以后还会继续出第二、第三。结果第一辑就给他惹出大麻烦,让他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几篇稿子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只是在网上找到若干介绍文章。一篇文章说,这几位作者描绘了青春期时的性懵懂以及以后的种种性经历,除了夫妻间的性事,也包括越轨、嫖妓、偷窥等事,有的作者对性交本身的描写还很具体。有人还考证出来,《性史》第一辑其中一位作者是张竞生当时的妻子褚问鹃(笔名一舸女士),还有一位是北京的大学生金满成(笔名小江平,是陈毅的留法同学)。

向民间征集个人性史,按张竞生所说,本来是为了做科学研究。如果是真的拿去做科学研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恐怕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效应。但是他又决定把这些原始材料一字不改地公开出版发行,还要加上评语,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张竞生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起码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旧习俗挑战。他享受过巴黎的开放风气,对中国在性问题上的保守深感不满,觉得普及性教育能够开启民智,改善中国人的婚姻生活,并且养育出健康活泼的儿女。抱着这样一个强国的目的,他就毅然出版了这部书。当然他也知道这本书会引起什么反应,于是在书的序言里反复强调这绝不是淫书,而是『科学与艺术的书』,因此要发表出来做公开的研究。

这本书最初印了一千册,一上市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由于销路太好,非法盗印随之而来。不难想象,这本书一面市,一方面是万人争购,迅速流传,一方面各路人马的口诛笔伐。青年学生尤其是此书的热心读者,有些学生在上课时也看,看完之后表示深受影响。于是教育界首先发难,大名鼎鼎的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打响了查禁第一枪,在《性史》出版后四个月就下令南开学校禁止此书,看这本书的学生要受处分。不但如此,张伯苓后来还给警察厅写信要求全面查禁《性史》,连其它几本与恋爱有关的书也受牵连。随后在上海、广州等地,《性史》也成了禁书。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性史》不但遭受所谓保守派的攻击,也没有得到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虽然周作人曾批评张伯苓校长的禁书令是小题大做,但也没有对《性史》这书本身做过什么赞美。而社会学家潘光旦即使在几年后仍批评《性史》,并称张竞生是一位『迹近庸医的“学者”』。张竞生本人后来也回忆录中也承认这本书『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

张竞生的个人命运也由此发生了转变--此后他的人生一路下坡,麻烦不断。最初他看到《性史》闯的祸太大,赶紧通知光华书局不得再版,连已经发稿的《性史》第二辑也赶紧撤回,他自掏腰包弥补了书局的损失。《性史》第一辑那样热销,所得收入他也分文不取,200元版税都分给了应征稿的作者。不过,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此后《性史》一书仍不断被盗印,非但如此,还有人编出各种《性史》续集,统统打着张竞生的名号出版。张竞生本来只是一个打擦边球的大学教授,到此时终于坐实了“诲淫诲盗”的恶名。

但张竞生有股书呆子气,并没有那么容易气馁。《性史》风波后,他借故离开北大,到上海去闯天下,一面是谋生,一面是继续宣传性知识,探讨性学。在上海他开办了一个“美的书店”,编印的书籍中有一大类就是专门介绍性知识。他还别出心裁地聘用年轻女店员,越发吸引顾客,所以“美的书店”刚开张那阵子生意相当兴隆。他又创办了一份杂志《新文化》,其中一个栏目就是“性育”。杂志刚开办时也搞得有声有色,销路喜人。

但是书店和杂志都很短命。杂志在创刊六个月后,就被租界当局以“猥亵”罪名勒令停刊。书店也以类似的罪名不断遭到盘查,最后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下倒闭。

那以后,张竞生如果与人发生矛盾,就不得不时刻提防别人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来整他,有时甚至陷入无妄之灾。比如有一年他带着老婆孩子从上海到杭州散心,结果居然被当时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蒋梦麟暗中摆了一道,让警察把他给抓了起来。原来,也曾担任过北大教授的蒋梦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的耻辱,眼看他到了自己的地盘,就忍不住整了他一下。

张竞生虽然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弄潮儿,但因为对性问题的言说过于大胆(几近于鲁莽),搞得连同仁也掉转枪头。内外夹攻,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张竞生的妇女观】
新文化运动诸将中,有两位的妇女观都深入到性的层面,一是周作人,另一位就是张竞生。张竞生很深刻地洞察到中国传统对女性的在性行为上的压制,将大部分女子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小部分女子当作男人消遣的工具。他认为对女性的压抑最终让男人的生活也变得了无生趣。因而他主张在性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女性的生理特点,让女性得到享受。他还提出了轰动一时的女人“第三种水”的概念,大体是指女人在性交高潮时才会分泌出的一种特殊体液。他还讲了一套有关“第三种水”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以今天的科学观点来看未必是对的,不过那毕竟是试图从生理学的角度揭示女性的性特点。但是“第三种水”很快被舆论转变成了“淫荡”的代号,而张竞生就是这个代号的发明者。
  
张竞生不但在性的问题上大胆挑战社会底限,对婚姻也持相当激进的看法。他曾说应该取消婚姻制度,认为婚姻制度的本质不过是『经济的条约』,是一种『保险的合同』,处于婚姻中的夫妻其实是苦多乐少。张竞生主张以 “情人制”来代替婚姻,男女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做夫妻,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也不管是一夫一妻还是多夫多妻,『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就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而国家对于国民的婚姻不要过多干涉,只要给予承认就可以。
  
与他的婚姻观相对应的是他的妇女观。为了实现他的设想--取消婚姻,代以情人制,那么女人就必须享有很高的独立性,把老公当成长期饭票肯定是不行的。女人不但要经济独立,而且需要拥有独立的人格。张竞生批评婚姻制度中往往是男子自私自利,压抑女性。而在他理想的新社会,倒过来是女性本位的,是『新女性中心主义』,他理想中的女性将充分发挥女人在情感以及非功利性事业上的优势,并具有对爱的牺牲精神,带动男性的进步。那么女性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如何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天性呢?张竞生认为,女人的性解放是第一步。

【张竞生的婚姻生活:并未脱离传统】
张竞生在男女关系上的一套理论,无论有多少道理,都与现实严重不符,因此也就难以推广。他的主张固然在二、三十年代引起过阵阵喧嚣,但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触动。实际上,就连他自己的婚姻生活也在现实面前一步步回归了传统。

张竞生在广东饶平的老家有一位元配妻子,名叫许春姜,是家里包办的。流行的故事说,民国成立前夕,张竞生接触了新思想,一心想外出求学,怎奈父亲坚决反对。为了这件事,他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父亲一状告上公堂。后经地方官的调解,父子言和,各让了一步,父亲同意送他到外地读书,而他也顺从了父亲的要求,先把媳妇娶进门。

很快进入民国新时代,旧式妻子形同虚设。张竞生在法国留学八年,在性与感情两方面都充分享受过了自由恋爱的美好。不过回国以后,他发现国内的女子,哪怕是新女性,在各方面都远远不能象那些西洋女子一样让他满意。这样强烈的反差也促使张竞生深入思考中国的妇女问题,提出种种惊世骇俗的理论。

在1923年那场爱情大讨论中,张竞生从若干读者来信中注意到一个自述逃婚经历的女子,就写信过去给予鼓励。这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褚问鹃(褚松雪)。张竞生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日,《晨报》上登出一位女士,自述她逃开不争气的小官僚丈夫,独自走到北方为小学教师。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娜拉。我悲哀她的身世凄凉,遂与她通一封信,不意由此我们变成了情侣。』

褚问鹃并非等闲人物,乃是民国时妇女运动中一位激进分子,早先加入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还担任过妇女干部,和邓颖超一起共过事,后来政局突变,她又为国民党效力,担任过陈诚的机要秘书、罗卓英的秘书,后来去了台湾。她还被授予国军军衔,据考证是上校。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她比张竞生混得好的多。不过褚问鹃能够有后来的地位,离不开张竞生对她最初的帮助。

当代人张培忠先生著有张竞生的传记《文妖与先知》,张永久先生著有《民国三大文妖纪传》,都为读者描述了张竞生与褚问鹃相知相恋的大体经过。

张竞生刚认识褚问鹃时,她已逃离夫家,从浙江跑到山西去做小学教员。在当时,一个“出走的娜拉”能够自食其力在社会上立足是非常难得的,因此立刻引起了张竞生的兴趣。他写信到山西去对小褚老师进行鼓励,很快收到回信。一谈起来,发现两人都是反清革命积极分子,于是越发有了共同语言。正好,褚问鹃做为新女性,厌恶婚姻制度,只愿意和男人做情人。张教授回信对小褚老师表达了由衷的欣赏和钦佩,小褚回信感慨张教授是她的唯一知己。然后两人互相交换了照片,彼此对对方的形象也很满意。

褚问鹃当时希望能到北大深造,苦于北大不招女生。张竞生就给她出个主意,让她写篇论文来报考北大的研究生部,他可以推荐她读研究生。褚问鹃大喜过望。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就写了一篇考证辛弃疾某词的论文投了过去。在张竞生的帮助下,北大国学研究所果然将她录取。两人终于在北京相会。张竞生去火车站接她,看到的是一位类似秋瑾的女子,腰佩长剑,英姿飒爽。

说也奇怪,主张消灭婚姻制的张竞生在看到褚问鹃后就动了结婚的心思,不止一次向她求婚。可是褚问鹃做为革命新女性,抱着激进的女权思想,到了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更是如鱼得水,还加入了共产党。她对传统的妇德教条深恶痛绝,对革命思想是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中,和张竞生只肯做情人,不肯做夫妻。张竞生在自己的开放式爱情理论和无情的现实面前来回折腾,看样子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后来还是山西的一位军官跑到北京来要强娶褚问鹃,她出于一种权宜之计才终于答应了张竞生,就这样还提出条件,要求他先跟元配妻子办理正式离婚手续。在老家的元配妻子许春姜后来自杀,张竞生在回忆录中对她有简要介绍。

褚问鹃后来在台湾也写有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当时结婚的情景说,虽然她比较勉强,但婚后还是尽量履行了妻子的责任,不想让丈夫太失望,那段生活总算是『相敬如宾、琴瑟静好』。婚后她完成了在北大的学业,拿到文凭,还生了一个儿子。

大体来说,他们在北京那段婚姻生活还是相当美满的,但是《性史》风波之后,加上多种别的原因(比如北京的高校一直欠薪),张竞生决定离开北京去上海发展,两人的矛盾就出来了。起初褚问鹃反对张竞生南下,并说她已经研究生毕业,可以到社会上找个事做,挣钱养家。但张竞生不同意,说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妻子则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不能把孩子全扔给保姆。

张竞生在上海站稳脚跟后,褚问鹃带着孩子南下团聚。在上海,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张竞生当时忙着他的种种工作,希望妻子在家好好主持家务,可是褚问鹃不甘心做家庭主妇,也热衷于给报纸杂志投稿--关键是她的稿子颇受欢迎。结果孩子和家务没人理,夫妻俩在家里闹别扭。张竞生大发脾气,褚问鹃索性离家出走。上海当时有不少共产党,褚问鹃很快就找到了组织,进了上海市党部的妇女部,正是如鱼得水。

张竞生极不乐意妻子出去做事,并且怀疑她在党部里找到了别的情人。本来嘛,爱情也好婚姻也罢,总是带有排他性的,张竞生先前设想的一套爱情理论对此却毫无考虑,如今自己事到临头却也不能免俗,任由妒火中烧,忍不住对褚问鹃搞起了家暴。褚问鹃于是索性儿子也不要了,一个人离开上海去了武汉,进了湖北省妇女协会,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在上海,张竞生却又因为褚问鹃的事情和周作人打了一场笔战。本来这两位教授在很多问题上是同一阵线的,但两人并无深厚私交。张竞生因为褚问鹃的出走,在自己的《新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恨》,大泄私愤,编排褚问鹃的种种不是。褚问鹃的朋友读后不干了,就给周作人主编的杂志《语丝》投稿反驳张竞生,结果周作人不但一字不落把文章刊登了,还加了几句火上浇油的按语。张竞生大怒之下对周作人冷嘲热讽,并且进行人身攻击,讽刺他娶日本老婆之类,完全没了往昔的风度。

但是峰回路转,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开始清党,褚问鹃在武汉待不下去了,又悄悄潜回上海,还是去找张竞生,于是“出走的娜拉”又回家了。那时张竞生也正霉运连连,书店和杂志都办不下去了,就与褚问鹃重归于好,一家三口从上海到杭州去打算散散心,没想到在杭州又莫名其妙地遭到拘押,后来还是托了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关系才被放出来。

张竞生与褚问鹃后来并没有过下去。1928年张竞生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出游法国,这期间褚问鹃坚决地和他办理了正式离婚手续。褚问鹃在三十年代因受到陈诚的赏识,成了他的机要秘书,此后还算混得不错,到共和国成立前夕又去了台湾。他们离婚时儿子张应杰判给张竞生抚养。张竞生在离婚后接受了“南天王”陈济棠的邀请,回家乡广东饶平搞乡村建设,结果一度因受到排挤,眼看可能被整,就避难到了香港,不久他的情人黄璧昭把张应杰也带到香港。褚问鹃得知这些情况后就把儿子接到身边,改名黄嘉。母子二人后来一起去了台湾。褚问鹃对张竞生似乎一直有些怨念,晚年写回忆录时对这位前夫不提真名,改称“黄适”,还说他死于车祸。

张竞生回家乡搞乡村建设,一项活动是兴办学校。在他参与创办的启新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黄璧昭,来自饶平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父母在越南拥有大片田产和贸易生意。小黄受过新式教育,思想相当活跃。张竞生喜欢她,几次向她求婚,小黄老师却只肯答应做他的情人。不过,黄璧昭替他照顾孩子,还承担了家务,跟妻子也差不多。只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张竞生就和学校校长起了争执,主要是争论该不该允许女生下河游泳。后来事情闹大了,上面又是新帐旧账一起算,要追究他有伤风化的罪名,他就逃到了香港。没过多久,黄璧昭也带着他儿子张应杰去了香港。

张竞生有陈济棠的撑腰,很快渡过了这一劫,重返广东。黄璧昭则到四十年代才又回去,带了一位男朋友,两人都是共产党。他们企图在家乡宣传革命,却被家族的两个侄辈所残杀。据张竞生的另一个儿子张超说,黄璧昭与男友被族人“浸猪笼” 而死,临死前喉管里还插入了削尖的甘蔗,极是惨烈。后来这两个杀人的侄子被人民政府枪毙。人们分析,黄璧昭之所以被残杀,参与共产党的革命可能只是导火索,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她的行为败坏风化。

褚问鹃接走儿子后,张竞生返回广东时孑然一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是他的朋友,就亲自做媒,把自己的学生黄冠南介绍给了他。那时张竞生已经四十多岁,黄冠南则是刚刚毕业,并考取了律师资格。两人很快结婚,黄冠南成了贤妻良母。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顺便说句,张竞生据说是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比马寅初还早。不过他的先后两个妻子共生六个孩子。马寅初也是两个妻子(还同住一个屋檐下),共生七个孩子。

共和国后,黄冠南带着几个孩子留在饶平,在土改中担惊受怕挨了几个月后上吊自杀(张竞生家里是地主)。当时张竞生被上级派到广州参加学习,根本没机会回家。可怜他还不断给家里写信,直到三年后才获悉噩耗。


主要参考:
《浮生漫谈》节选之“旅欧碎片”,作者:张竞生。 张竞生晚年写有回忆录若干种,后来三联书店将《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合编,以《浮生漫谈》的书名出版。

《文妖与先知》,作者: 张培忠。

《民国三大文妖纪传》,作者:张永久。

《为“盛名所累”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作者:蔡登山。

《张竞生其人其事》,作者:江晓原(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主任)

《乌托邦:从柏拉图“公妻制”到张竞生“情人制”》,摘自《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作者:马少华。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从男女平权到女性本位--周作人、张竞生妇女观之文化研究》,作者:汪丹。

作者:阳光在多城海天文学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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