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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阙里对话录——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与胜利(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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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阙里对话录——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与胜利(ZT)   
木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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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元帅

头衔: 海归元帅
声望: 院士

加入时间: 2004/02/23
文章: 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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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阙里对话录——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与胜利(ZT) (2224 reads)      时间: 2012-5-19 周六, 03:21   

作者:木辛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刘亚伟、王良:阙里对话录
——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与胜利
(节选自长篇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
上个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发生时,刘亚伟是一个刚刚考上一中还未入校的十三岁少年,王良是在读小学的八岁小孩子。在那些跟在破“四旧”的后面捡拾从屋顶上拉下来的叭叭狗、狮子、小鱼、雄鸡等土陶装饰物的孩子中,有我们;在孔府门口砸碑大会的围观者中,有我们;在熙熙攘攘用尽从未进去过的孔府去看国民党旗、东洋刀……的人群中,有我们;在围观扒孔子墓孔令贻墓,因气味难闻而使劲捂住鼻子的的人们中,有我们……甚至在“讨孔委员会”赴济南情愿的队伍中,也有我们其中的一个。我们虽算不上参与者,但亲历者的资格还是有的。所以在《孔府大劫难》(长篇历史纪实,香港天地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最后一章“劫后人语”中,笔者也不能不以亲历者的身份来谈谈我们感受与思考。
L:在对讨孔事件当事人的采访中,有一个现象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们都强调现在还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张道英就说,再过十年也许就看的更清楚了,特别是在讨孔事件的发生地曲阜,谈起讨孔这件事,许多人都讳莫如深,让我们觉得是在去揭一块已被深深掩藏起来的伤疤似的。比如在采访孙桂芳时我们就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的场景时意味深长的。我们是后之来者,我们怀着一种理解历史的善良愿望来向他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在我们眼睛里,他们就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但我们常常被客气的拒绝了。
他们为什么回避呢?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所指的便不仅仅是他们——讨孔事件的参与者了,而是指一种现象。回避文革,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当然是由社会、历史、政治等诸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有一点是主要的也是致命的,这就是缺乏面对历史真实——面对自己的勇气。现在,我们缺乏的不是对历史的理性思维的能力。如果只是缺乏这种能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乃至没有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然而,历史从来只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任何外来力量无论如何强大,都不能使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灭亡,却往往会使这个民族警惕而充满活力。
W:说到这里,我想了西方一位天主教神学家默茨对“奥斯维茨集中营”所说的一段话。他说:“绝不存在一种能漠视奥斯维茨去拯救的历史意义绝不存在一种能漠视奥斯维茨去维护的历史真理,绝不存在一位能漠视奥斯维茨去祈告的历史之上帝。”这句话发人深思。“奥斯维茨”是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建立的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中有预谋按计划的杀人暴行,改变了人对人性的看法。在西方思想界,“奥斯维茨以后”已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
文化大革命虽然与奥斯维茨集中营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都是人类的历史灾难,这一点是相同的。
我们也就不可能漠视文革而获得拯救,漠视文革的存在绝不可能探寻到历史的真理。无论是参与者、亲历者、幸存者,还是后之来者,我们都将背负着文革这个历史的重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存在都将变得异常严峻和艰难,因为文革作为一场文化的毁灭性的灾难已先我们而存在了。
L:是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的浩劫,更是一场文化、人性的灾难。它不仅仅使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更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文革——十年浩劫,是我们古老悠久的文化失败的一个见证,一个深刻至极的见证。这场浩劫使中华民族引为骄傲引为荣光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成为一个遥远而苍白的天方夜谭,礼仪之邦、温柔敦厚、仁义道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君子风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雷锋精神等等都成为美丽的神话。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存在,那些“爱国的自大家”(鲁迅语)们的中国道德天下第一、文化天下第一、西方文化在向中国文化回归的美梦应该破产了。一切企图绕开文革去编织道德、人性的美丽花环或构想更完美更和谐的理想世界的做法只能是虚妄和欺骗。文化革命用它那只布满灾难沾满血腥的手,把我们推到人和文化面前,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W:中国文化是一种礼制文化 。道德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是最重要的。道德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其意义在于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之平衡和谐,以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见道德只是手段,人类的生存发展才是目的。正如货币是流通的手段,盖房是遮风挡雨的手段一样。最初,为了更好的达到目的,人们总是努力强化完善自己的手段,并致力与强化手段的研究,积习日深,往往忘记了本来的目的,而错把完善手段当成了目的,于是追求货币成了成了人们生产的目的,房屋的高大华丽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道德完善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意义。经过历代儒生们的努力,这种本来无形的道德被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繁琐而又有序的仪式中,人们就生活在这种道德的笼子里,一举手一投足都关涉道德,每一个眼色,每一个手势,每一种议论都可能是对你的道德谴责。当你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或者会不会给你带来实际的利益,而是要考虑“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怎么看?”别人的“说法”和“看法”成为你的行为准则。这种道德训诫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压迫,对人的心灵、性格起到了一种扭曲的作用。一旦这种在道德压抑下畸形生长的个性找到一个突破口——社会发生动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时,就会以超常的能量畸形的方式向外释放,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文化的革命的情况便是如此——文革不仅为这种力量提供了发泄的渠道,而且为它张扬了革命的名义。这时,那些长期被肯定被宣扬被标榜的套在人们身上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在这种超常能量的释放爆炸中纷纷解体,不堪一击。这时候的人,就不再是本然的人,而是被社会道德的模子挤压囚禁得变形的人,破坏和残忍——即社会所标榜的人的美德的反面,几乎成了这时候人的一种无意识规定性。于是乎,就有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慨叹。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之日,便是人们向先圣先贤们制定的伦理道德回归之时,人的本然的需求和欲望又被关进重新修补后的道德规范之中,封闭起来,人们重又变成了听话的羊羔。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如此周而复始,道德在人们那里就成为一个面具,一种虚伪的或者是委曲求全的面具去适应社会所派定给你的角色。

L:在孔子那里,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矛盾。一方面,他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就是说,孔子承认道德修养应是个人的事情——是人的一种内心的自然要求。但是他又主张以礼求善。正是这一点适合了历代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愚弄人民群众来保障社会安定,把孔子的以礼求善发展为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强迫人去“为仁”、“履义”。任何学说和思想被有组织的强制推行时,就会立即走向它的反面,由对真理的自由探求而变为一种统治手段。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在中国就遭到了这种命运。这时的“仁”和“义”就是一种虚伪和欺骗。这种崇尚道德和强迫人民去践仁的做法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模式。文革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社会思潮和道德准则,与历史上经由宋明理学所强化的孔孟之道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修身、克己、无语,并且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W:文化的失败是一个民族在向历史新时期迈进时,传统文化内部已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只好以一种新的形式(名词的翻新或新瓶装旧酒)向旧的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回归,以陈旧的封建的文化内涵和机制去应对社会在向前迈进时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毛泽东的悲剧亦在于此。毛泽东是一个传统中的人,他的思想、心志都是传统的,但是他却时刻向往着创造以崭新的世界。他的理想世界对他的这种昭示,在实际上成为对他自己的背叛。他最终又不得不向它背叛的传统妥协,铸成他命运的深刻悲剧。他是在传统中反传统的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在他之前,梁启超等人亦是如此,但远不及毛泽东来的典型和深刻,也不及毛的影响大。
L:文革成为一场浩劫,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标榜的天下第一的伦理道德的虚伪、欺骗和失败。这种失败是无可挽回的。而文革中表现出的对人的禁锢和压抑,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和对社会进步的阻碍,则又表明种文化的确是大大的胜利了。正因为它的这个胜利,才有了它的这个失败。这种胜利表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封建文化再一次把人压进封建意识的模子里去,使人成为非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胜利是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门槛的又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的扼杀。说是最后一次,是以人在这次扼杀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
W:由此,便牵扯到中国人的素质和中国这种建立在权威主义伦理心态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前一段,某县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当县里的工作组到一个公社先行试点时,有一个村子的农民误以为又要搞六十年代的那种社教运动了,于是在半天时间内,大字报就贴满了村委会的墙。从目前一些农民仍然要愤怒的出气,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呼百应的造反,原因是同样的。其中有社会制度的弊端所致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制度中缺乏民主机制的运用与监督这一环节,人们的不满和官僚的腐败都不能通过这一环节进行解决,于是“运动”就成了老百姓发泄怨气的渠道。“四清”对干部的政治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文革的一次预演和训练。毛泽东是这个官僚主义阶层的最高权威,而他却偏偏站出来作为民意的代表向他所代表的官僚体制发起进攻。
L:毛泽东常常游离于这个官僚体系之外,对这个体系充满了厌恶。这种游离使他变得更加神秘,更充满了威严。
W:这里毛泽东就绝不仅仅是发泄大权旁落的怨愤,在他那里还有一种更神圣的东西在。毛所向往的还是那种原始意味共产主义,这种主义在延安时期曾经出现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所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官兵一致曾为毛泽东欣赏和赞扬,这是一种举世公认的美德。而这种美德在现代社会里,在官僚阶层形成之后,必然会成为破碎的梦幻。事实亦是如此。但毛泽东并不是通过制度和法律来杜绝腐败,保持延安的传统而是企图靠他的权威和他利用权威发动的群众运动。我想,毛恐怕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是抵制现代化的。他讨厌那种科学的严密的层次分明的管理程序,他讨厌按章办事,他讨厌规律他把这些一律斥之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条条框框”。他以自己诗人的激情和幻想或者说创造抑或臆想出来的规律来打破取代历史进程中的规律,他以自己的幻想(充满激情)与由历史规律提出的挑战来应战和抗衡。毛泽东所希望、幻想、渴求的东西或曰理想世界,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孔子是一致的。孔子的理想的礼制社会也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L:是有相似之处,只不过由于性格差异和所处时代不同,孔子意欲恢复周礼,毛泽东则意欲创造一个新世界。又由于地位不同,孔子四处流浪向列国君主献计献策,常常累累若丧家之犬;毛泽东则为高权重,发动万民为他的幻想而斗争、厮杀、疯狂,而他却君临一切之上,成为普照民众的红太阳。如果孔夫子具有君王的地位和权力,为了他的乌托邦得以实现,他也会不惜制造一场浩劫的。孔夫子坐大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便透露出个中消息,少正卯并无杀头之罪,只不过是孔子门下弟子“三盈三虚”,就遭此横祸。
W:我觉得毛泽东在文革中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痛苦的心理历程,即由要打碎官僚体制到最后又不得不向官僚体制妥协和回归,现实使他感到了无能为力。虽然报刊电台一再宣称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毛泽东是沮丧和困窘的。毛的困窘大概在六八年以后就产生了,林彪事件更使他万分沮丧。这种沮丧和困窘,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沮丧和困窘。这种文化氛围内部无法实现毛所企望的理想世界,所以,他要不断地斗下去,斗下去的结果就是人人俱危,草木皆兵。这的确使人的心灵得到了一种净化,只不过净化掉的是人的感情,人的思想和品格,人都成为单向度的、呆板的,而不是丰富的、机敏的。
L:在这种文化传统内部进行折腾,真善美与假恶丑将同时被淹没,被搅在一起。动机与行为结果的悖论,这也许是毛的悲剧所在,也是真诚的红卫兵成了打砸抢的暴徒的悲剧所在。在这里,一切真诚的愿望都将走向反面,堕落为虚伪和欺诈,理想和追求都将被玷污被强奸,做人的愿望即使通往非人的地狱的途径,只要你参与,你不甘寂寞的行动。这是一个漩涡,一个泥塘,身在其中你就必然旋转,就必然弄得满头满脸的烂泥巴。
W:就文革的性质来看,这的确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次大胜利。以“五四”为发端的要求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思想,在文革中遭到了最惨重压抑,人们陷入一种封建的道德迷狂之中。毛泽东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人格化的神——最高的道德权威的代表,在他面前,人们或欢欣自愿,或被迫怀着恐惧匍匐下身躯。因为那时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判断是非、真假、美丑、善恶的最高标准,人人都必须接受这种检验,从普通老百姓到国家主席概莫能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革又是封建文化传统对民主自由法制现代文化的胜利。封建传统文化再一次把人拉回到黑暗、盲目、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独立人格的地窖里去,让人们在封闭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攻歼、殴斗和残杀,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L: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和失败的论说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这并不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字面上看是矛盾的,其内容实质是一致的。我们认为这种论说的深刻性在于文化大革命中封建意识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极端,恰恰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的失败。这种失败是我们警醒病体悟道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体系和构造,已不可能为我们民族向现代化迈进提供有效的帮助,传统文化在世界大潮面前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能为力。这个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由传统向现代,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运转不灵,甚至于失控,跌进封建文化的千年桎梏里,不能自拔,我们说传统文化失败的深刻性也在这里。
作者简介:刘亚伟,笔名亚子,原籍山东曲阜,作家。王良,笔名良子,诗人,生于山东曲阜。两人合著的长篇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1992年由香港天地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木辛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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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阙里对话录——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与胜利(ZT) -- 木辛 - (5737 Byte) 2012-5-19 周六, 03:21 (222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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