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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慈善事业现状调查报告

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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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07/24
文章: 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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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分享]中国慈善事业现状调查报告 (1722 reads) 时间: 2013-1-10 周四, 01:17

作者：琴清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中国慈善事业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社会真的到了大规模慈善来临的临界点了吗？中国企业家们真的开始普遍直面社会责任了吗？纷纷攘攘慈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慈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2006年中国商业社会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大大小小的慈善晚宴如火如荼，明星、高官、企业家是少不了的主角；各种论坛如果不跟慈善、社会责任扯上干系，就显得不那么主流；而不同机构发布的所谓中国慈善榜，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制造富豪榜和慈善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提供的一组数据似乎是慈善流行的乐观佐证据：2006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2003年到2005年累计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从2003年至今，共捐赠了56亿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真的到了大规模慈善来临的临界点了吗？中国企业家们真的开始普遍直面社会责任了吗？纷纷攘攘慈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从2006年6月开始，寻访到了目前在中国做慈善风头最健、知名度最高的三个人：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他因为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而声名远播，被称谓中国的慈善冠军；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先后捐款5.8亿元；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的总捐款接近3亿。通过和他们面对面地访问，我们看到了中国慈善业一个真实的侧面：做慈善多年的余彭年，叹息中国慈善环境的艰难；黄如论的观点则代表着大多数商人慈善者最朴素的动机：出于对穷苦者内心的恻隐与怜悯而一次次捐献自己的钱财；而翟美卿所运作的慈善基金会，现在则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她说她打算在10年后全心来运做基金会，“基金会规模最终将达到10亿元”。

慈善真相一：自发“零售”来自内心的怜悯中除了这些感性的认识，另一些数据更直指中国慈善现状的惨淡：据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当前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排序可能还没排到这(慈善)上面来。另外，这件事由谁来推动？税务部门会轻易让税收分流吗？当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会积极推动吗？我不敢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至少生活得很好。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在积蓄条件。”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对《中国企业家》说。毋庸置疑，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而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类主体中，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往往成为其中夺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种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实则有限。这就是今天中国慈善的真实面目，是谓“真相”。除了来自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团劝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赠之外，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受怜悯心的驱使，而这难免使他们的慈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人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划。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来自内心怜悯心的驱使，这种慈善行为随意性比较强。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并不缺乏同情心，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低层走到高层，就知道低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捐赠了近6亿元的黄如论这样表达自己的慈善动因。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翟美卿也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说：“不讲迷信还要讲良心。我们富得在流油，老百姓还在流泪，我们十年前就是万元户，老百姓还穿着烂棉裤。”先后捐了1.6个多亿的地产商人黄怒波说，慈善是凭良心做事，凭企业的文化做事。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来自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团劝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赠之外，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受怜悯心的驱使，而这难免使他们的慈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人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划。黄如论的很多捐赠行为是因为从报纸、电视或者政府官员口中得知一些信息，触发了自己的恻隐之心而做出的。2005年，黄如论回到家乡福建，听说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拿着炸药坐到公交车上，爆炸了。“我们的省委书记请我吃饭，提起这个事。我的家乡还有这么穷的人，我拿出1个亿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媒体所报道的东南亚海啸惨状令网易丁磊深受震动、心下恻然，随即决定个人捐出一千万元现金。而翟美卿在一次做美容过程中碰见一个家庭困难的女孩，就决定帮助她。这种随机性捐赠的例子在其他富人身上也多次发生，这和西方企业家有目标、系统性的捐赠有很大不同。“目前中国的慈善是结构性而不是规则性的，大多是伴随着大的灾难事件发生。”宁向东说。从已经发布的慈善榜来看，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学者杨团在《公司慈善与培育中国公司的慈善文化》一文中提到，100多年前，欧美国家的富豪一开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过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赠。后来，一批受慈善思想影响的工业巨头创造一种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会，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次年，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之后，美国人的这一组织创新被全球的富豪们效法，现代基金会现在遍布全球。仅在20世纪的美国，不到100年间，它就从几个发展到4万个。这标志着慈善从传统方式走向现代。这种制度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慈善组织有了法人治理结构，捐赠出去的私有财产能保持其私人特征，也使慈善从老式的“零售”转向“批发”，更多人能够受益。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慈善还处于“零售”阶段，大多数捐赠是零星的。慈善的组织化运作才刚刚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阶段的慈善发展状况相当于100多年前的美国。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是2004年由100位企业家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已经运行了两年，发起者中已经有19人退出。“这很正常，”秘书长杨平说，“国际NGO(非政府组织)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第一阶段叫热情高涨的参与期，热情过去之后，就是第二阶段的风暴期，分歧开始产生，对组织战略目标意见不一，如果协调不好组织就崩溃了。”虽然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认可，但任重道远。而中国第一家被批准的私人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时间是2005年6月，还处在运行的前期阶段。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

慈善真相二：首富榜难以和慈善榜重合国际品牌中国的情形怎么样呢？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做慈善最多的企业家并不是最有钱的。怕露富、纸上富贵、担心“越捐越麻烦”让“首富”们成为慈善的配角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2005年“美国最慷慨的50位富人”中，盖茨夫妇、沃伦•巴菲特、乔治•索罗斯、迈克尔•戴尔等名列前茅，与他们在《福布斯》杂志2005年“美国400富豪排行榜”上的排名大致相当。这似乎表明，在美国，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中国的情形怎么样呢？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做慈善最多的企业家并不是最有钱的。目前被视为慈善楷模的黄如论和翟美卿在胡润排出的百富榜(2005)中分别排到97位和36位，而余彭年则根本未能进入。排在富豪榜首位的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等人是这个创富时代的标杆，而在慈善榜的前列，他们无一例外地缺席。根据胡润的统计，2005年百富榜的前4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业还没有真正开始。”胡润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其实，那些轮流坐庄的所谓中国“首富”们，只能算是纸上富贵，他们的财富很多是按股票面值算出来的，真正可以流动的资金并不是想像得那么多。另外，还有很多人的财富是固着在企业上，流通在生产财富的过程中，这些还不是个人支配式的财富，所以能够用来慈善的底气不足。目前在财富阶层还有一种普遍的担忧，一是富豪们对不透明运作的慈善机构不信任，另外担心“越捐越麻烦”，怕接踵而至的各种拉赞助的捐赠活动，扰乱工作和生活秩序。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占有社会财富80%的富豪们，对社会的慈善捐赠却远远不足20%！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则显示，国内登记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慈善真相三：公关性慈善，捐赠为宣传国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还比较小，因而捐赠的时候会提很多宣传要求。慈善常常被用来作为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用来作政府公关、提升企业形象，这在现实中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对于富豪们在慈善上的慷慨，很多人心存芥蒂，揣测他们的动机，怀疑他们是为了做秀，赢取名声，或者怀疑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商业或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赎罪，为了享受丰厚的税收减免。而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慈善被当作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用来政府公关和提升企业形象，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而且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上海建桥集团目前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虽然没怎么送礼，但是你做了这个事，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刁难你。” 周星增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对周的作法，黄如论和王石都表示赞同。“捐钱为企业形象，是可以的。”黄如论说。“无可厚非，”王石对此评价，“作为一种公关手段，蛮好。”“慈善有这样的功利性并不是坏事，”翟美卿说。十几年前，当翟美卿第一次捐出一大笔钱支持教育时，“肯定是考虑回报的。当时企业很小，我捐那么多钱，甚至想有没有双重回报。”“对企业对社会都是好的。但是不是一定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有些人做这些根本就不考虑回报。”翟美卿认为自己已经过了要求回报的阶段。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张心国说，国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还比较小，因而捐赠的时候会提很多宣传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慈善真相四：大规模展开的价值观并未成形，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选择把财富传给家族子孙，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出于中国人传统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把财富尽可能多地传给家族子孙继承或管理是富人们普遍的想法。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美国的财富史是一幅充满矛盾的画卷。学者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一文中这样分析美国国民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寡头们利用残酷无情的方式巧取豪夺大量财富，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虽然过程血腥，但结果温馨。 “死后留下大笔财富的人是可耻的”，卡内基这句名言已成为美国100多年富人作慈善事业的某种驱动力与信仰。卡耐基在比较了三种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传给家族子孙、死后捐给公用事业、由财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处理——之后认为，第三种方式是最应该采取的。这一思想在他之后的美国富豪们那里得到了响应。美国的慈善富豪伯贝尔说：“哪种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变得富有呢？还是对上帝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当你命归黄泉的时候再做决定就晚了。”在对待财富的传承上，美国很多有钱人都不把遗产传给自家子孙，而年轻人也对继承遗产不感兴趣，他们更崇尚白手起家，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反观中国，财富创造和传承的历史是中断的，而现在财富积累的时间不过短短20年时间，而在对待财富继承的问题，大多数人没有作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在继承方式上，《中国式继承》一书中写到，中国现在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富代际间的转移，是一种双重继承，即管理权和所有权同时转移，这和西方家族企业常见的在继承时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是不一样的。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选择把财富传给家族子孙，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 2004年，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的“裸捐”曾轰动一时，但这只是个案，还不具备普遍意义。就在《中国企业家》进行本组报道时，2006年6月，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首富相继发表了两则声明——它们不但给商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更是颇具震撼力的慈善新闻：6月15日，比尔•盖茨宣布自己将在今后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日常事务，以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的慈善事业上；11天后，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在其公司网站贴出一封公开信表示，他计划把自己所持股票的85%捐赠给5家基金会，其中盖茨基金将收到全部捐赠额的六分之五。按最近的股价计算，这笔捐赠大概值300多亿美元，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慈善行为，巴菲特亦体现了他一贯的精明与挑剔。美联社报道，巴菲特在信中提出了今后每年继续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的三个必需条件：一、盖茨夫妇需有一人积极从事该基金会慈善计划；二、巴菲特的个人捐赠在法律上保持免费捐赠地位；针对巴菲特个人捐赠的其他税款和估价应计入该基金会净资产5%的开支之中。我们当然不能拿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义举来作为标杆，以检讨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心，但起码中国企业家从这两起最新的新闻可以体会得到，如果他们自己要做慈善，他们应该像作一笔真正的商业买卖那样孜孜以求、讲求效率。中国商人的慈善，迟早要走出自发性捐款的阶段。黄如论：“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会。“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见房地产商容易，见黄如论难。从北京追到东莞，黄如论说：“你们也不容易，见就见见吧。” 一大早赶到东莞萦菲特御景湾酒店，黄如论在一群人簇拥下正从大堂向外走。“吃饭没有？先去吃饭。”他不是客气，坚决让下属陪记者去用早餐。后来谈到吃饭，黄如论说自己最爱吃的福州菜在福州的一家破烂的小店里。有一次他进去吃饭，一屋子的人都停下筷子看他。“他们很吃惊，这么大的老板，跑到这么破的地方吃饭，太抠了吧？” “我哪里抠？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本来在五星级饭店吃一碗，到那儿能吃两碗。那次以后我就不去了，最多让手下跑过去买两个菜回来吃。” 这位世纪金源集团的舵手，还有别的方式让别人继续感到吃惊。 “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 十几年前，黄如论开始每个月定期给家乡村子里满60岁的老人发生活费。“那时候我的钱不多。这些老人温饱没有问题，只是缺少零花钱。”现在，接受照顾的老人的数目增加到了300个。2005年，黄如论回到家乡福建，听说福建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产生了异化心理，拿着炸药坐到公交车上，爆炸了。“我们的省委书记请我吃饭，提起这个事。我的家乡还有这么穷的人，我拿出1个亿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 同样做地产生意的联华国际董事长廖翊畅是黄如论的忘年交，他评价黄“对朋友肝胆，对社会有责任感”。“我们都对他很敬重，”廖说，“不是因为他有钱，我们也有钱。” 黄如论从小由祖母带大，老太太信佛，多年中反复告诫他“不要骗人、害人、欺人、诈人”、“慈悲为本”。从农村走到城市，黄如论结识了很多退休的老干部，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临危不惧、说到做到”。“从少年到青年，我受到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后来，黄如论每年都会买东西去看望这些老干部，他们的子女有什么事黄也全力相帮。黄如论认为自己村子里一位给他讲过三国等故事的老者对他影响很大，因此把老者的儿子培养成了公司里的一个总经理。早年在菲律宾寻找机会时，黄不懂英语，当地人即使说福建话也是闽南话，而他熟悉的则是闽中语。那时候，举目无亲的黄如论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追求上进，人家喜欢帮我，就像一个学生肯读书，老师就喜欢教你嘛。”发达之后，当初帮过他的人都得到了回报。“饮水思源，以德报德，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不报答，那成了什么人啊？” “我是农民的儿子，”黄如论对自己曾经的艰辛生活念念不忘，“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低层走到高层，就知道低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 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的同情，是目前很多企业家做慈善的初衷。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也如此说：“不讲迷信还要讲良心。我们富得在流油，老百姓还在流泪，我们十年前就是万元户，老百姓还穿着烂棉裤。” 2003年，黄如论捐资1.8亿元兴建福建江夏学院。其中，黄的捐资用来建教学楼和图书馆，当地政府负责建宿舍。这是黄如论最大的一笔捐赠。黄说，当时福州出了一件大案，牵涉到各级官员数百人。“这些人行贿受贿，就是因为不懂法，没有很深的文化基础。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感觉很耻辱。”黄如论知道人民大学的法律系和新闻系很有名气，就想能不能跟人民大学合作在家乡也建一座以这两个系为主的学院。他的想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如论包了两架飞机请人民大学的校长和教授等一行人前往福建考察。江夏学院今年9月开始招生。黄如论的性格决定了他对慈善的态度：率性而为，受到感动则出手相助。北京市修建将军陵，有关部门找到黄如论，他觉得自己义不容辞：“江山是这些将军们打下来的，我们捐点儿钱算得了什么？”

不规范的慈善

迄今为止，黄如论已经捐款5.8亿元。他认为这个数字只少不多，因为一些零星的捐赠，“谁还去算呢”。但这不表示他对每一笔捐赠的结果都感到满意。“中国目前的慈善运作很不规范。首先，对慈善没有好的政策支持，国家的相关免税政策只针对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等几家。我做了十几年慈善，有的直接捐给当地政府或个人，有的通过慈善机构。国家对于直接捐赠没有免税政策。为什么企业家对慈善不积极，这是一个原因。”黄如论说。对于捐出1.8亿兴建江夏学院，他说：“如果利润是在福建产生的，还有免税的可能。但现在我大的项目都在北京，就不好说了。” “再有，把钱交给慈善机构，他是不是真正去做慈善？即使建了学校，会不会继续办下去？”黄如论在福建助养了3000个孤儿，起源于他的老乡、原福建省人大副主任的请求。老乡再次见面，黄如论说：“钱我拿了，你到底有没有3000个孤儿啊。”“有啊，”老乡说，“都造了册。”“造册能解决问题吗？”黄如论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人的人情观念太重，不是支持穷的，而是支持跟自己熟悉的，关系好的。有的孩子母亲还在，不是孤儿，也帮助。下面的人思想境界不够，骗你，有什么办法？”最近，黄如论再次回到家乡，他的老乡问他能不能拿几百万出来助教，因为很多学习很好的孩子上不起大学。黄如论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做，我就登报纸，发布我要在福建省帮助多少个学生，大家来报名。然后我去调查，你是不是真的很穷上不起大学，把钱真正落实到需要的人身上。我们的慈善机构做得有没有这么详细呢？调查不清楚不就是失职吗？” 捐赠者本来对于执行机构是有监督权的。“捐钱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监督的时候得罪人啊。”黄如论说。他在重庆捐款几千万元，当地政府每年会给他一个报告，这让他满意。而在云南省的两千万助教捐款，他表示“有没有真正搞起来不知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捐款？“感动到就捐。”有一次，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黄如论从报纸上看到重庆有一个学校的教师六个月没有发工资，学校因为校舍失修坍塌无法上课，当即决定为其捐款。“看到这么穷我就捐，管它免不免(税)。” “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 “做人一定要低调。”这是黄如论经常说的话。按照这一原则，他绝少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各种论坛，只是因为实力雄厚，黄如论在地产界的名声很大。很多事情黄如论不公开说，但他看不惯，比如今年引起广泛争议的“地产商只给富人盖房子”的说法。“一个人要实实在在做事情，不要做一点儿事就讲话讲得过分。有些人讲只给富人盖房子，讲七讲八，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中国有多少富人？赚了一点点小钱，对社会根本没有一点关爱，还没有走一步，就跑到十步去了。” 黄如论有资格这么说。累计捐款近6亿，在中国的地产商里绝无仅有。如此庞大的资金对一个地产商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当然，这些钱如果去投资，过两年可能又赚5.8亿。但是不一样，一个是求事业的发展，一个是对社会的关爱，境界不同。一个人老想着我捐的钱要是去投资能赚多少，那就捐不了钱了。” 对于某些企业家，黄如论也不屑一顾。“吹没有用。有的光嘴巴说，承诺捐多少多少，你捐了几个学校？学校在哪里？无私才能无畏。光承诺，不算英雄。比如你捐钱是为了拿地便宜，那是交易，这样的人我看不起。福建有好几个这样的人，请我吃饭我都不去。”“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绝大多数是我的个人财产。”黄如论说。但黄如论不反对为了企业形象的捐赠。上海建桥集团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他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对周的作法，黄如论表示赞同。另一位地产商、从去年开始提倡“做企业公民”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对此的评价是：“无可厚非，作为一种公关手段，蛮好。”受祖母的影响，黄如论也信佛。今年回乡，当地举办海峡两岸佛教大会，黄赞助200万元。“我家乡能够得到上千个和尚的祈祷，是一件好事，我义无反顾。” 黄如论捐建的大学、基金会都交给政府，他不参与管理。《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私人基金会允许注册，黄如论表示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这要看以后身体的情况、公司的发展和股东们的意见。”他今年55岁，仍然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企业要盯着，要赚钱，不能亏本。” 黄如论的孩子们对父亲做慈善很支持，这让他感到满意。有时候夫人会“唠叨两句”，最终也听之任之。尽管黄如论给商界的印象有些深不可测，但他表示自己无意做得太大。“做大了很累，维持现状吧。如果上了市，给股民带不来回报，得不偿失。股民骂你两句是一时的，你内心欠疚是永远的。” 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会。 “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余彭年：要牢牢记住捐献的钱来之不易政府应该立法保护慈善事业的参与者，保证他们不被欺骗、敷衍，让捐献人有信心，这样只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做慈善。如果这点都做不到，人家可能就不在大陆做慈善了。

余彭年不怕得罪人。黄如论对某些捐赠的最终执行情况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余彭年做不到。接受我们采访时，这位80多岁的企业家刚做完一个腰部小手术不久，正躺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床上，长发散乱，很像电影中的武林耆宿。随着胡润慈善榜的发布，余彭年的名字被广泛地传播，因为排在他名字后面的捐赠数字过于庞大：20亿元。尽管有人怀疑彭年酒店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大的价值，但这并未影响余彭年的“首善”形象。对于自己在民众中的好口碑，余彭年说：“因为我是真地在做事情。” 事实上，余彭年很早就开始了慈善行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媒体如《星岛日报》、《东方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余的名字。1987年，在一次济贫募捐中，余彭年和李嘉诚基金会一样捐了两万港币，《星岛日报》写道：“余氏在港台从事工商业发展，颇负盛名。余氏成立慈善基金会，推行各种善举，对本报济贫运动历年支持。”该报道中，余彭年和李嘉诚的照片一下一上。余彭年说香港的基金会规模不大，主要是针对养老院里的老人。而在他倾力捐赠的大陆，他却时常会感到愤怒。 1988年，他捐赠给湖南省某医院10部进口三菱救护车。“里面安装的都是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一次捐10辆，这在当时国内是没有的。”余彭年对《中国企业家》说。“我行善50多年，用的都是在海外拼搏的血汗钱。”时隔未久，余彭年发现这些救护车被当地官员改成了办公用车。这让他感到震惊。他为此在写给湖南省政府的信《略论“海外侨胞的民族情谊”》中写道：“既然侨胞能慷慨无私地把钱捐献给家乡，当地的干部和人民就要时刻牢牢记住他们捐献的钱实在来之不易。可以说每一块钱都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包含着他们的辛酸，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毫不爱惜地把它浪费掉。”余彭年认为，这种行为“比贪污更恶劣”。而对于自己在长沙市捐建的广场，余彭年也非常不满：工程一拖再拖，合同一签再签，但“每次都不照约履行，等于废纸”。而工程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这让我相当灰心。”余彭年对《中国企业家》说。“我已经两年没去过湖南，心里不舒服，在湖南做慈善也做得不多了。” “我们需要的不是表面的鼓励，”余说，“我们需要实质性的积极的配合，不要刁难，按照合同办事。一个地方省长好，市长好，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人对老百姓的痛苦无动于衷。”现在，余彭年对捐赠的款项，“一万块钱都要考虑了”。始于2003年的为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的“光明行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余彭年的身影。“在香港不需要亲力亲为，靠得住，在大陆靠不住。我要看得到摸得到，做一例付一例的钱。”余彭年发现，越是穷困的地方对这种慈善越重视，富裕的地方大多显得“不在乎”。而在“光明行动”中，项目组也要和当地的民政局、残联等部门合作，少不了送些香烟、小礼品：“这不是大问题，都是清水衙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2000年6月，余彭年宣布将其所有的彭年酒店的纯利润永久捐献给教育和福利事业。2002年，余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递函申请保障他所捐献的财产的安全和合理使用，时至今日未果：“没有过这样的先例，都不肯担责任嘛。”本来，余打算把自己的财产交由工商银行代理，但对方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现在，他已经与汇丰银行签订了代理合同。 “政府应该立法保护慈善事业的参与者，保证他们不被欺骗、敷衍，让捐献人有信心，这样只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做慈善。如果这点都做不到，人家可能就不在大陆做慈善了。” 手术后的余彭年住在中山医院的“邱德根楼”里。邱德根是香港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楼”的旁边是“曾宪梓楼”。余彭年说自己认识邱德根，“(慈善)他也做得不错。”
翟美卿：“把基金会做好是我的最高境界”东捐一点西捐一点，很不系统，把基金会做好是翟美卿的最高境界，她打算将来让自己的孩子分别在企业和基金会工作，让他们知道赚钱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由偶发转为系统，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是被采访者中惟一的女性，而且最为年轻，也最为时尚。如果她办公室中的沙发不是红色，肯定会让人感到有所欠缺。与黄如论和余彭年一样，翟美卿、刘志强夫妇在慈善排行榜上的位置要比财富排行榜上的靠前许多。全国第一家私人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申请下来已经一年，她谈起来仍然兴奋。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由偶发转为系统，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媒体揭秘：慈善榜是这样出炉的
慈善榜出炉了，但中国慈善业未真正开始。寻找中国的卡耐基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最初胡润认为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因此他们调查了中国最富的500个企业家，包括《中国大陆百富榜》上的企业家，也交叉核对了最新的报道、新闻发布会和慈善基金会的档案等。
胡润也参加了慈善领域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拜访了一些学者、记者、业内人士和慈善家本人，从中筛选出了这个慈善家排行榜，他们当中的一些是广为人知的。排行榜候选人范围是有捐赠行为的中国内地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若控股公司50%以上，企业捐赠计入个人捐赠数额。2003年至今的捐赠和承诺捐赠都在统计范围之内。
媒体观点中国慈善业未真正开始
中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这实际上是“捐款越多，纳税越多”，是对企业捐赠的变相“打击”。同时，中国慈善业的运作透明度不足，管理水平和公信力亟待提高。
慈善家余彭年：慈善榜确实给我带来了麻烦，我个人认为胡润那个榜比较真实，胡润是一个比较有正气的小伙子。能上慈善榜也是一种荣誉，我也比较高兴。但是也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
继今年上半年稳坐胡润慈善榜、中国大陆慈善榜和福布斯慈善榜前两名后，中国第一个专职慈善家余彭年于本月19日成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南方区的提名人，这距离他2003年11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彭年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恰好三年。三年来，“彭年光明行动”走了16个省市，惠及7万余白内障患者，使曾经失去光明的人又能看到蓝天白云。在“彭年光明行动”三年来临之际，记者与其进行了对话。

慈善榜给我带来了麻烦

新快报：余老先生，首先对您入选CCTV年度中国经济人物评选提名表示祝贺。您对获得这个提名感到意外吗？
余彭年(以下简称余)：被提名当然高兴，这是荣誉。但是没有被提名也不会在意，我所做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白内障患者，使他们能重见光明。也希望自己能带个好头，带动更多的海外侨胞、华人来关注和帮助内地的白内障患者。全国几千万白内障患者需要帮助，我都只是杯水车薪。
新快报：作为一个把自己财产都回报给社会的慈善家，我想您被提名是当之无愧的。今年上半年你在三大慈善榜都稳居前二，但是这三个慈善榜统计的数据有比较大的差别，您更认可哪一个？
余：各个机构有各个机构的预算方法，这个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算法，不作评价。别人的怀疑我也没有办法去评定，毕竟现在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个人认为胡润那个榜比较真实，胡润是一个比较有正气的小伙子。
新快报：那这几个慈善榜出来后给你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余：能上慈善榜也是一种荣誉，我也比较高兴。但是也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找我的人太多了，有问候的，也有求助的。我年纪大了，接这么多电话很吃力，因此现在自己都不直接接手机了。还有一些人找上门来求助，这些人当中有些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真实的。

患过白内障发起“光明行动”

新快报：您记得您第一次大的善举是什么时候吗？
余：记得，在内地是1983年。因为那是我几十年后回到家乡做的。1983年，我回到家乡湖南娄底地区涟源县，捐款600多万，建立了立珊中学，这个学校包括初中和高中，现在在校人数3500人。在香港是1982年，农历新年里给孤寡老人送红包，这些红包年年都有，每年都有百万港元。
新快报：那那个20亿指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呢？余：20亿不包括以前的捐款，这个专门指的是深圳彭年酒店，彭年酒店就像一只母鸡，它下的蛋和孵出的小鸡都用于余彭年基金会，来支持“彭年光明行动”。
新快报：以前您做善事都会涉及到捐款、扶助教育和赈灾等，为什么现在仅仅是做“彭年光明行动”呢？
余：在内地，我目前的慈善事业主要是“彭年光明行动”，一个原因是我2002年患过白内障，品尝过失去光明的痛苦，深深体会到了白内障患者的痛苦。另外就是资助有困难的人治疗白内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帮助，我出钱可以看到真正帮到了人，而不是出了钱，钱到了哪里不知道。做“彭年光明行动”我都是亲力亲为的。而且专注做一项慈善事业，能够集中精力做好，而不至于做得七七八八的。

后代强弱均不必留钱

新快报：您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投身于慈善事业，甚至不留财产给子孙？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您吗？
余：我做好事，完全是发自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什么外力的干涉和要求。这与我从小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生意人，他在我小的时候就不断教育我要做好事，做善事。此外，在我刚去香港的时候，不懂英语和粤语，身上也没有钱，我从打小工开始，一个月拿着最低的工资，那种穷困的滋味，我深切感受过。而且，钱是我挣的，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做什么。这些钱我愿意回报于社会。
新快报：您作为富人，知道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穷人，然而社会上仍然有些富人还“为富不仁”，不仅不拿钱出来帮助穷人，有时候还歧视穷人，而穷人对这些“为富不仁”的人，也产生了仇富心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余：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而为富不仁者也历来有之，这些富人中有些是从贫困中站起来的，有些是暴发户，也有些是拥有来历不明的钱财。他们中间有些人特别是海外华人是想出来帮助内地贫困人口的，但是苦于无门，或者政府的政策不是很完善，慈善机构不是很健全。这就需要政府来完善这一套政策，政府要多宣传号召有钱人帮助穷人。我曾经希望政府立法来保护慈善事业，也就是我感觉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时候有钱的想帮助穷人，但是付出了行动后，收获的却是伤心。这一点香港就做得比较好，值得学习。当然还有些人不愿意出来做慈善事业，这就需要有人带头起表率作用。还有一些人是继承了上辈的财产，不懂得贫困的滋味，自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奢侈浪费，这个就是个人观念的不同。当然有钱人不断地帮助穷人，使穷人从中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帮助，使穷人不再为吃住发愁，不再担心没有钱治病，老无所养，这样他们心理平衡了，就不会那么仇视富人了。
新快报：说到这里，我想起您曾经提到您捐赠给湖南的10辆三菱救护车被政府改装挪用，你愤怒地收回了所有捐赠，转赠给家乡，结果仍然被挪用。这使您非常伤心。后来您决定自己亲历亲为办慈善事业，所以有了“彭年光明行动”。那么对于这种状况您有什么建议？
余：刚才说了，政府首先要有政策来完善慈善事业，还要立法来保护和监督慈善机构。包括你们做媒体的也要监督，慈善资金到底做了什么，捐了多少就应该到穷人手上多少，而不能雁过拔毛，我给一百，到了别人手上就三四十，那不如我亲自去送给别人。现在虽然政府的慈善管理已经规范了很多，但仍然应该用法律来规范和监督。不能伤害海外华人投入慈善事业的热心和积极性。
于2003年11月24日宣布启动的“彭年光明行动”，当年许诺5年之内在九省一市花费5亿元人民币为15万———20万名白内障患者治疗。免费项目包括6项：免费提供病人手术前期检查费用，免费提供病人眼科手术费，免费提供病人医疗期间所需药品费用，免费提供病人手术期间的吃饭、住宿费用，免费提供病人检查、手术期间的来回交通费，免费为病人手术购买医疗保险费用。
该项行动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工作后，于2004年6月8日在内蒙古赤峰市正式启动。在本月19日的2006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南方之夜”新闻发布会上，余彭年透露，截至目前，余彭年的治疗车已经去了16个省市，走了五六万里路，做了7万例白内障手术。他表示，到2008年预计可以达到10万例，这是第一阶段。10万例完成后，他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聘请全国的专家来评选哪一个城市做得好。完成得好的省市，将评出前几名，给予出国奖励，以鼓励他们继续做好这项慈善事业。另外10万例将用2年完成。
1922年生于湖南省涟源县，又名彭立珊。在港台经商50年，从事地产建筑、酒店业，积累了数十亿资产。多年来致力于慈善事业，2003年11月份，开启了“彭年光明行动”，致力于帮助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2005年，在胡润榜和“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均名列第二。2006年名列胡润榜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首位、中国官方慈善排行榜和福布斯中国大陆慈善排行榜第二名，在本月19日，被提名为2006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南方区候选人。

年逾八旬仍亲力亲为
看到很多报道说余老先生凡是都要亲力亲为，八十多岁的高龄，仍然跟着流动治疗车满中国的跑。今天有了真切的体会。
我去深圳彭年酒店等候采访的时候，在45楼的候客厅，看到长长的队伍排着，三个一组的走到里间的办公室。我先吓着了，以为有这么多人要见余老先生，想着自己才来不久，那该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按捺不住问了一下工作人员，竟然得知是余老先生在亲自面试一帮尚未走出校门的学生———这些学生将要到彭年酒店实习，余彭年面试他们并确定他们分到哪个部门实习。一个董事长，八十多岁的高龄，竟然连这样的小事都会亲力亲为，真是让我震惊。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相机，拍下了偶遇的场景。
不仅酒店的事情余彭年亲力亲为，据说当年酒店兴建的时候，里面的装修、饰品的摆放等等，他都会亲自动手。做善事他也是亲力亲为。他不是像很多慈善家一样拿一笔钱出来就可以了，他是亲自走到白内障患者床前，嘘寒问暖，询问病情，询问恢复情况。只要有需要慈善捐助的地方，一般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余彭年从1958年去香港，从勤杂小工做起，花了八年时间，他才积累了一些资金，成为了一个搞建筑的小老板。而真正开始创业却是源于他的一次投资。1973年，余彭年花了80万港币买下了刚去世不久的武打巨星李小龙的豪宅，这座宅子有1000平方米，因为被人称之为凶宅，别人不敢买。他还另外花了20万港元把这座豪宅装修一新。没有想到，几年后，这个房子竟然升值到6000多万港元。利用这笔钱余彭年开始了创业。
很多人问余彭年把财产全部捐出来不留给子孙，子孙会不会有想法，家里会不会有矛盾？我也带着这个问题问了余彭年的长孙彭志新。彭志新是深圳彭年酒店的采购经理兼他爷爷余彭年的私人助理。他告诉我余彭年的后代中目前就他和他叔叔在深圳彭年酒店工作，而他父亲则仍然在湖南老家，一个堂弟也在香港从事着自己的事业。
彭志新说，一开始肯定是有想法的。但是跟着爷爷走了很多地方，在云南看到竟然有人穷得没有地方住，和猪住在一起，看到别人重新获得了光明后的喜悦，他逐渐释然了，也理解了爷爷的做法。另外，他们家想通了的是，爷爷的钱是爷爷赚的，爷爷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目前，彭志新在酒店是拿薪水的，他和家人并没有股份。

作者：琴清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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