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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巴曙松：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基于长期视角的中国城市化增长效应评估

c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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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巴曙松：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基于长期视角的中国城市化增长效应评估 (2521 reads) 时间: 2013-8-06 周二, 12:54

作者：crab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基于长期视角的中国城市化增长效应评估

巴曙松

一、引言

经济学文献中，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

第一，为什么人口与经济活动会出现地理上的集中？人口集中度的变化趋势如何？马歇尔以来的传统解释认为人口与城市的聚集效应来自于技术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节约。然而，从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看，人口与城市的集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威廉姆森开拓性地研究了24个国家的城市人口空间集中度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城市的集中度往往会经历一个从发散到收敛的变化，即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人口会在某些特定的中心区域加速集中，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后发的外围区域会出现追赶效应，人口的集中也开始向外围收敛，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布会更加平衡，经济与收入差距也日益减小（Wlliamson，1965）。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化的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55%的工业生产、72%的大学生，直到70年代，随着后发地区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也开始出现从三大城市圈向地方圈的逆向转移（Barro，1991）。总体上观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集中度往往会呈现一个“倒U形”的分散—集中模式。

第二，城市之间是否存在专业化分工？跨城区交易网络如何形成？理论上，不同城市的生产和交易方式、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同角色取决于城市的专业化分工，而分工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又取决于城市劳动力的构成和人力资本的积累。Henderson和Lee对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规模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专业分工(Henderson，1988；Lee 1997)。所以，在他们统计的317个城市制造来样本数据中，分别有40%、17%、42%城市根本不存在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和航天制造业。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和城市专业分工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Kim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虽然从1860年到1987年，美国整体上的城市集中度不断上升，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却有显著下降，这意味着部分行业在美国不断消失。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小城市比大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一般意义上，大城市在商业服务、小城市在制造业上的专业程度更高（Kolko，1999）。因此，既然不同城市存在明显的分工，那么一个跨城区的交易网络和城际交通网络就应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化，并最终影响着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城市化的知识溢出效应，但仍需要解释政府、制度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化，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效率与增长？首先，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影响城市生活成本，而且也影响着生产效率，它是信息和知识溢出效应得以实现的基础（Lucas，1988）；其次，土地与产权制度、地政府自治权、地方融资和债务规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的增长（Ades and Glaeser，1995）。再者，涉及人口流动、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政策会对城市系统、人口转移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Davis and Henderson，2003）。

总体上，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人口密度、专业分工、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复杂关系。因此，表现在现实经验上，城市化既可以与高增长相联系，也可以也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相联系，城市化未必自然导致经济增长。基于此，国内外文献普遍认为城市化路径和公共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国际经验观察

从发展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一个空间转移过程，投资和就业机会驱动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并促进工业生产活动及服务业的城市聚集，而且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及对技术的生产性使用也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Helpman，1998；Krugman，1999）。然而，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1900年，世界城市化率仅为15%，而据联合国2009年的测算，今天全球已有34.2亿即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80%的GDP由城市创造（United Nations，2009）。

（一）纵向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序列相关性

从单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来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或者相关性强弱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历史上，从1880～1940的60年间，美国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增长率保持了极为一致的相关性，然而1940年之后，美国的城市化率超过60%的临界点，城市化速度明显放缓，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极为显著的加速上升。罗默和卢卡斯等人认为，在初始阶段，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反映的是劳动等资源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所刺激的生产率上升，这是一种资源的产业配置效应；而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收入的加速上升反映的则是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大幅度改进，而这通常是由技术进步、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所引起（Romer，1986；Lucas，1988）。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与美国类似的城市化与生产率改进路径。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西的城市化率为50%，在其后的20年里，伴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也有明显的上升，但80年代之后，虽然城市化率仍在上升，但人均GDP水平却一直止步不前，甚至在1980年起的5年里连续出现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城市化远远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从巴西的情况分析，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巴西在实现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之后，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工业内部的生产率并未实现提升，截至2009年，巴西的城市化率86%，超出美国4个百分点，但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5左右。

肯尼亚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有城市化，却有增长。1960年肯尼亚的城市化为7%，其后，在这个很小的基数上，肯尼亚的城市化率有较快的进步，但人均GDP一直未出现明显增长，这说明其城市化并非由工业化所拉动，生产率也未有提升（Fay and Opal，2000）。非洲的其它几个国家也现了类似的现象，但总体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联合国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口超过100万的109个国家样本中，只有25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United Nations，2007）。后续的许多研究也表明，这些国家主要是非洲的一些小国，而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则在于地理和政治因素（Collier，2007）。

因此，总体上，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系数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在城市化的初期，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强，生产率的改进主要由产业之间的转移所引起；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相关系数将不断减少，这说明在不同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

（二）横向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分化

从跨国对比来分析，Arthur Lewis的早期研究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60%之前，很少有国家的人均GDP能达到10000美元（Arthur Lewis，1977）。这种简单的二元回归分析基本上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55%左右的收入差异。这意味着长期内，城市化是影响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重要变量。

为了进一步观察各个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横向对比关系，我们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报告，将各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统一标准后，我们发现城市化差异可以解释约40%的国家间的收入差异，而且人均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其城市化率都已超过60%，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Arthur Lewis的实证结果（图表1）。同时，我们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这类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和东亚新兴工业体，其中美国、英国和德国等G7成员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启动和完成城市化、生产率出现明显改进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国家；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作为后起之秀，在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城市化。整体上，这些发达国家之间，随着城市化的成熟，人均GDP也出现明显的收敛趋势。

然而，这种收敛性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从象限图的角度观察各个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报告，将各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统一标准后，并将不同国家配置到不同象限后（水平轴为城市化率，纵轴为人均GDP，单位为美元），我们发现四个象限中，在同一时点，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分化：

第一象限为高城市化与高增长同步发展的国家。这类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和东亚新兴工业体，其中美国、英国和德国等G7成员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启动和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国家；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作为后起之秀，在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城市化。

第二象限为相对于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略显滞后的国家。这类国家的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城市水平较低，但从数量上看，这类国家不是太多。这里我们列举了两个例子，2009年斯里兰卡的城市化率仅为14%，但人均GDP为2041，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的收入水平，该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泰国的例子也大致如此。

第三象限为低城市化与低增长同步发展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都较低，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通常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象限为过度城市化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城市化率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略显过度。典型的国家如加纳，人均GDP仅为671美元，但是其城市化率已达到51%。

因此，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范式，也不是绝对的正相关。例如利比来虽然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钢材、水泥和电力消费量均远低于中国，但其城市化率为47%，已超过中国。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可以通过快速经济发展来实现，给农民提供附加值高的工业和服务就业机会，但是如果仅仅是让没有土地和工作的农民进入城市的贫民窟，也能同样实现城市率的迅速上升。

总体上，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初期，城市化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向工、商业的转换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在后期，城市化则必须通过人口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改进、专业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产生增长效应，即顺利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

（三）参照国际经验：中国的城市化处在什么样的坐标点？

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足47%，人均GDP为3678美元，那么参照国际经验，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坐标点？从时间纵向上比较，中国的城市化目前处在什么阶段？从跨国横向上比较，中国未来的城市化空间还有多大？

从纵向对比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在2000年之前，人均GDP增速与城市化增速大致相当，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增速之差保持在20个百分点以下，这说明这一阶段的人均GDP增长主要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所推动的；但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虽然随后的近10年是中国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阶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却更高，两者之间的增速之差直线上升至6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城市工、商业部门的生产率有了更为显著的改进。事实上，中国与美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类似，区别仅在于美国城市化的临界点是60%，而中国城市化的临界点可能是35%左右。

图3 标准化处理后的人均GDP增速与城市化增速之差

许多研究也表明，近年来，如果以工业生产率和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作为衡量城市化增长效应的标准，那么中国一直在稳步追赶中等和高收入国家。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OECD ，2005；He and Kuijs 2007；Bosworthand Collins，2007）。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临界点，即不断转化为依赖工业内部生产率改进来延续城市化的增长动力。

2008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2005年至2007年间继续追赶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2%，而中等收入国家提高了11%，发达国家提高了4%，美国仅提高了3%（图表4）。因此，持续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趋势说明，中国工业的内部结构可能一直在升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城市中工业部门的资本将密集度一直也在持续上升，但是资本回报率增速相对滞后，而且就业岗位的创造速度也远远低于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从横向对比来看，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09年世界、日本、印度、美国和中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0.5%、66.6%、29.7%、82%、46.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仅高于相对滞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然而，从城市化平均速度看，过去30多年里，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平均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1975～2009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平均每年提高0.84个百分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日本的3倍、俄罗斯的4倍，而且未来一段较长时期里，虽然中国城市化的平均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这一速度仍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更快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城市化的增长效应：基于现有政策框架的多维度评估

我们对城市化文献的回顾与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对潜在及现实经济增长率施加影响核心渠道主要是：城市化速度与人口结构通过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影响潜在经济增长趋势；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产业分工通过影响全要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公共政策则通过协调城市化相关的多个变量而施加综合影响。那么，我们现在讨论如果在现有政策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城市化对潜在增长的影响大小，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未来城市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与立足点。

（一）维度之一：城市化速度与人口结构

长期以来，研究领域集中探讨城市化速度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新增劳动力供给水平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的增加，这样一种生产型人口结构，为潜在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经济学家们通常称之为“人口红利”。威廉姆森在解释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经奇迹”时，曾指出人口结构的改善以及人口抚养率的下降，可能使经济增长在超稳态水平上运行（Williamson，1997）。那么，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及人口结构的变迁过程将会是影响中国潜在经济能力的一个基础条件。

1、经验看，城市化速度在达到峰值会出现明显的回落，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将不可避免的放缓

首先，从发达国家的城市进程来看，不同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日本、英国、德国、美国、法国在其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年均城市化速度依次为0.96、0.67、0.55、0.45、1.2。因此，不同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阶段的时间不同，其在不同阶段的城市化速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城市化速度在达到峰值会出现明显的回落。

其次，从世界不同区域的城市化速度对比，2010～2050年世界城市化率将由50.5%提高到68.7%；平均城市化速度为0.46。其中欧洲和北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城市化速度分别为0.29和0.2；亚洲和非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城市化速度分别为0.56和0.54，是未来城市化速度较快的两个区域。然而整体上观察，欧洲和北美早已走过其城市化速度的峰值，而亚洲和非洲最快的城市化速度也已接近高点。

那么，参照国际经验，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历史轨迹。根据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从时间阶段上考察，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峰值可能已在2005年达到，在2000～2005五年间年均城市化增长速度为1.4个百分点，而2005～2010五年间该指标已下降到0.9，预计未来两个十年，这一数字将持续下滑到0.8和0.7。因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当然，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城市化空间，中国依然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加速城市化的空间。

2、中国的人口结构将逐步跨越老龄化的时间窗口，这也将对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要求加大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力度

从人口结构来看，2010年，中国15～59岁之间的核心劳动和储蓄人口占比为67.8%，达到峰值，未来5年这一比重将下降到66.2%，平均每年下降0.3个百分点。从数量上看，2005～2010年，这一年龄区间的人口平均每年新增740万，但2010～2015年，每年仅新增105万，每年平均减少635万。这不仅影响城市化扩张的速度，也将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产生重要影响。

表9 中国人口结构的演变

时间 1950 1975 2000 2025 2050

人口（千） 554 760.0 927 807.6 1 275 132.9 1 470 786.8 1 462 058.2

0 – 14 186 047.3 366 377.6 316 837.8 269 923.8 238 433.2

15 - 59 327 140.5 497 095.2 829 395.9 913 339.8 786 644.5

60 - 64 16 720.8 23 504.5 41 471.2 92 730.2 105 378.5

65 - 69 12 569.1 17 833.2 35 061.5 68 372.6 84 241.7

70 – 74 7 121.4 12 024.7 25 073.6 60 802.9 73 352.6

75 - 79 3 602.2 5 867.6 15 766.4 34 962.5 74 850.1

85 - 89 2 818.3 8 805.4 28 213.8

90 – 94 1 558.7 5 104.8 742.9 3 116.8 10 201.4

95 - 99 126.8 668.7 3 285.6

100+ 12.2 94.7 470.7

数据来源：联合国全球人口统计

（二）维度之二：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与专业分工

从作用机制上讲：一方面，在人口集中度高的城市，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创新的可能性增大，新技术更容易被投入到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有普遍提高。其次，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效应也将有助于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东京、纽约和伦敦往往是全国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而中小城市则成为一般的制造业中心。

1、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而从总体上并没有明显表现为人口集中度的明显上升，这抑制了城市化的创新与规模经济效应

从城市数量规模来看，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似乎也有惊人表现。目前而言，中国已有655多个城市，包括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辖区人口125万人，另外还有374个县级市，辖区平均人口为15万。其中120个较大城市所创造的GDP总和占全国GDP总量的75％（世界银行，2007）。按照联合国统计署的数据，中国已有8个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超过1000万，并有88个人口介于100万到500万的城市。在当今全球人口最多的30多个城市中，中国有4个城市名列其中，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

然而，伴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中国城市的人口集中度或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相对比较滞后。数据上看，中国城市的人口的集中度一直远远滞后于土地的集中度，表现为人口密度的低增长。换言之，从全国水平看，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城市的建立，而不是通过人口密度的增加来实现的，因此，如果人口密度没有明显增加，那么城市化就很难产生创新和规模经济效应。例如，虽然上海的创新能力在1997年到2006年间增长了36%，但是就绝对数量而言，2006年上海仅注册了167项专利，与硅谷的15,880项不可同日而语。

2、中国城市的规模较小，而且相对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业化的分工

首先，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占比为54%，低于日本和韩国72%和63%的水平，而且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占比仅为9%，远远低于其它国家。同时，从单个城市来看，2010年世界上最大的30个城市中，中国虽然有5个城市上榜，但重庆、广东和深圳的排名几乎在最后面。

其次，由于城市的规模较小，并且比较分散，中国的城市化从一般意义上未能有效促进专业化的分工。在现代经济中，创意产业和软件开发、商业服务，例如银行、咨询和法律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相对具有开拓力的行业。然而，在中国城市中，此类行业并未充分成长。在上海，金融、商业服务和房地产业提供了全市11%的就业机会，这一比率在新加坡和伦敦分别为17%和34%；在纽约，创意产业提供了9%的就业机会，而上海仅为3%。

总体上，中国的城市数量过多、人口集中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化的规模效应和专业化，对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到相应的限制。

（三）维度之三：公共政策与区域平衡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市场力量主导下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与收入水平最终将趋于收敛，即实现平衡发展。从新古典的索罗模型解释，这是因为不同区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K/L）。如果有关城市化的公共政策对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资源的配置不进行人为的干预，那么劳动力将从资本稀缺的城市转移到资本密集的城市，资本的流动方向则相反，市场的力量最终将使得不同城市之间的K/L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本的市场化配置是将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心偏向”，即公共政策侧重于扶持首都和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特区，这些中心城市享有资源，包括决策自由度、政策优惠、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最终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往往更多由政策导向来决定，即权力层级高、政策扶持力度越大的中心城市吸收了较多的劳动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快、也吸引了更多的FDI、获得了更多的预算外收入。相反，地级市和县级市则处于城市权力结构的外围。

在这一推动动力结构下，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实现明显的区域经济的收敛，而是相反。从数据上看，直辖市人均GDP县一级城市的5倍，省会城市是县一级的4倍，地级市是县一级的2.5倍，一个城市的人均GDP与它在“中心—外围”层级结构的位置密切相关。

更为重要的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中心城市由于得到了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其投资回报率（我们这里采用的是单位投资所创造的GDP增量）处于持续的下滑趋势。例如北京市的固定资产投资/GDP一直以来处在上升趋势，但其投资回报率却持续向下，投资显得相去过度。相反，虽然投资回报率在一些中小城市可能会更高，但由于处在城市层级结构的，它们得不到足够的投资。

（四）现在政策框架下，中国城市化的增长效应核算

Bosworth 和Collins等人曾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了比较权威的估算，他们的研究表明，1978～2005年间，经过修正和调整后的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2%，其中资本、劳动、劳动力转移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为4.7%、1.3%、1.1%、2.1%（Bosworth 和Collins，2007；He 和Kuijs，2007）。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整体劳动力供给的增速大致相同，但中国的劳动力在从农业向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转移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体现的正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然而，在现在政策框架不作调整的情况下，未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将由高峰逐步回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会逐步显现，这将会对潜在的劳动供给增速产生负面影响，也必然使得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下降。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因此，中国可能将会比亚洲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制约。根据联合国的人口增长预测，203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其中15～64岁的劳动人口将在2020年整体进入负增长，那么一个自然的影响将会是经济增长的放缓。根据Jonathan Anderson的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速度的放缓将会使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左右。

再者，投资或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源，而且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一直持续上升，但是中国的投资支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城市，未来中国不仅面临着整体上投资增速下降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只有调整现有“中心偏向型”的城市投资支出模式，或者调整现有城市的产业结构，才能部分缓解这种下调压力。

最后，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改进，必须更多依赖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专业化的分工。

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appmsgid=10000186&itemidx=1&scene=3&sign=fb820ecd63e2cdc26722bb3ec9672df1&__biz=MjM5MjczNDc0Mw%3D%3D#wechat_redirect

作者：crab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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