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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私人股权投资试水中国ZT

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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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上校
声望: 学员

加入时间: 2004/02/20
文章: 527

海归分: 75704

标题: 跨国私人股权投资试水中国ZT (1216 reads) 时间: 2003-9-06 周六, 03:54

作者：老刀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跨国私人股权投资试水中国
　　中国具备了直接投资所需要的高增长经济、市场和创业精神，因此中国的私人股权投资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机。许多跨国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已在中国“试水”良久，一批初创企业和企业家将借助这些外资，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今年6、7月，台湾“太平洋百货”（以下简称“太百”）在中国内地的人事纷争成为两岸财经界关注的热点。随着该事件的纵深发展，在“太百”持股40%的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浮出了水面。
　　“凯雷”与“太百”最初接触于1993年，后者在中国内地首次开店时曾向“凯雷”借贷。在亚洲，“凯雷”把百货业作为A级首选投资行业，“太百”又是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经营得最成功的外资百货商之一，在“太百”母公司“太平洋建设”遭遇财务危机和内部动荡时，“凯雷”通过收购“太平洋中国控股”40%股权，参与“太百”的内地业务，介入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
　　
　　凯雷集团：由多国前总统主持
　　全球第六大私人股权投资机构美国“凯雷集团”，由鲁宾斯坦因和两名律师共同创办，它专为富人和机构投资者筹集资金并成立私人投资基金，通过并购和出售全球各地的私营及国有企业盈利。自1987年成立以来，“凯雷”向投资者筹集了135亿美元，并在全球125亿美元的策略性投资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给投资者的年均回报率高达36%。
　　目前，“凯雷”在233个企业中投资了64亿美元，在房地产项目上的累积投资超过180亿美元。连美国最大的公共退休基金“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也被它吸引，今年2月在“凯雷”的筹资总额中，该基金占5%。
　　1989年，美国前国防部长弗兰克·卡路西加盟“凯雷”并觉察到美国国防工业每年150亿美元的预算是一个很大的“蛋糕”，于是促成了“凯雷”在国防工业中的一项重大投资。这使“凯雷”意识到雇佣退休政要权贵的好处，先后又雇佣了前国务卿、前白宫预算主任等人。
　　“凯雷”的投资策略由此明确：投资于各国政府创办的、具某种政策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如国防产品承包商，或那些受政府影响很大、垄断性强的公司，如电信公司、金融机构和航空企业。然后，雇佣与之相关的前政府要员。无疑，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中，那些前政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凯雷”在投资界被称为“总统俱乐部”，其主要成员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出任“凯雷”亚洲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前国防部长（里根时期）弗兰克·卡路西，现任“凯雷集团”董事局主席；前总统政策顾问（卡特时期）大卫·鲁宾斯坦因，为“凯雷”创始人；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凯雷”高级顾问、大股东之一；前白宫预算主任迪克·达尔曼，顾问；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凯雷”欧洲分公司主席；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顾问；前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主席阿瑟·列维特，顾问；泰国前总理潘雅拉春，顾问；前“德意志银行”行长卡尔·奥托，顾问；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主席康纳德，顾问；前世界银行首席投资官贝斯切洛斯，顾问；“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凯雷”投资者；亨利·基辛格前任助理考尔比，“凯雷”亚洲区总经理。
　　此外，“凯雷”还成立了欧洲、亚洲和日本的顾问委员会，其中商界领袖级人物云集，例如雀巢、罗氏（Roche）、宝马、东芝、富士通、日联银行（UFJ Bank）和波音等公司的前任或现任的CEO级人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亚各国资产缩水十分普遍。“凯雷”认为时机已到，大举拓展东亚市场：1999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主持了“凯雷”首次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在泰国）。此后，“凯雷”在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成为最大的外商投资、并购者之一。
　　老布什在韩国的作用非常明显：联合“摩根大通”于2000年11月以4.3亿美元收购了当地最大私人银行之一的韩美银行（Koram Bank）的40.1%股权；此后，“凯雷”又动用7.5亿美元的亚洲基金收购了3家公司，即投资1.87亿美元收购台湾第四大有线电视公司“台湾宽频”；投资4900万美元收购从倒闭的“大宇公司”中剥离出来的“水星通讯”；然后就是2001年5月以4300万美元入股“太百”。
　　针对日本的公司和银行，“凯雷”设立了22亿美元的股权投资基金。2002年1月，“凯雷”以2700万美元购买了已倒闭的日本最大零售商“大荣百货”（Daiei）旗下的“朝日证券公司”90%的股份；2月底，又以7700万美元收购了“大荣”又一家子公司A.S.S.95%的权益。A.S.S.主要提供电子安全和现金管理外包服务。
　　“凯雷”的亚洲策略就是从这些扩张失败的大集团中收购其中盈利的公司和业务，它希望未来4年内再完成另外15笔类似的交易。“凯雷”整体收购业务东京小组联合负责人静永坚介认为，整体收购在日本是全新的业务，市场刚进入萌芽状态，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凯雷”投放在亚洲的基金总额已达9.2亿美元，其中81%用于收购业务，并计划再集资2.5亿美元用于创业投资。
　　“凯雷”对中国市场一直非常关注，但其收购时倾向于取得企业控股权，而大多数中国公司仍为国企，外资很难控股。加上中国金融机构对收购的财务安排不熟悉，因此“凯雷”对中国市场现持观望态度。
　　“凯雷”亚洲创投董事李基培表示，近年来，外资进入中国的环境已大为改善。投资中国最主要看经营团队。根据他的投资经验，有美国经验的高学历归国留学人员，最可能成功创造出上亿美元规模的大型企业。他还认为应投资那些能够创造基本价值的领域，比如减低经销成本和交易的系统、海外买卖双方沟通的促成机制、科技促成方案和科技本土化；他还将焦点放在规模大且开发较完整的市场。他预期，加入WTO后逐步开放的中国市场，将为“凯雷”带来较多的投资机会。
　　
　　汉鼎亚太：源于亚洲本土
　　与“凯雷”相比，“汉鼎亚太”（H&Q Asia Pacific）没有奢华的“总统班底”，但其源于美国高科技投资银行“汉博奎斯特”（现已并入摩根大通，改名为J.P. Morgan H&Q）的背景和创办人徐大麟（简历见上表）的传奇经历，使其在亚太投资界的地位举足轻重。
　　在亚洲不长的私人股权投资和创投发展历程中，“汉鼎亚太”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85年，徐大麟离开IBM，与在台湾和美国硅谷声名显赫的科技投资机构“汉博奎斯特”合作成立了“汉鼎亚太”，从而将美国的创投模式率先带入亚洲。
　　该公司起步时规模并不大，管理着一个专注于台湾地区的2000万美元的基金，但“汉鼎亚太”发展业务的时机极佳：当时台湾为大力扶植中小科技企业，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创投行业发展的政策。当时台湾经济正飞速发展，“汉鼎亚太”抓住机会，规模急剧扩大。
　　很快，“汉鼎亚太”又来到菲律宾，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协助下募集了第二个基金，专门用于投资菲律宾企业。1988年，“汉鼎亚太”在新加坡募集基金，投资于新加坡和整个亚太地区。
　　如今，该公司旗下管理资金18亿美元，除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及菲律宾拥有投资于本土的基金外，还拥有三个泛亚太的投资基金，分别为7500万美元、2.78亿美元、7.5亿美元，其中后两个基金都可以直接投资中国。按照计划，“汉鼎亚太”的规模还将继续扩张，真正成为亚太地区私人股权投资界的巨擘。
　　在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开放和银行重组中，“汉鼎亚太”取得了辉煌的投资回报：2002年4月9日，该公司宣布已将其持有的韩国早安证券（Good Morning Securities）股权，以2亿美元的价格全数转让给“新韩集团”，获利高达1.7亿美元，刷新了亚洲投资界单一项目获利的最高纪录。
　　而徐大麟作为“汉鼎亚太”的创始人，被业界公认是大中华区创业投资的“教父级”人物：他最早把美式创业投资引进台湾；他领导着“汉鼎亚太”102人的团队，因在金融危机后对亚洲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而被《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五十位杰出领袖人物”之一。
　　“汉鼎亚太”进入中国源于一次偶然的机遇。1993年，“中国银行”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现已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从波音、孟山都等大型跨国企业的退休及保险基金中成功融资7500万美元，想在中国内地开展股权投资业务。虽然“中行”和“安泰”在银行和保险业多有建树，但对于直接投资却涉猎不多，若想将资金高效运用，须引入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它们看中了“汉博奎斯特”，向其发出邀请。出于公司全球战略的考虑，当时已声望日隆的“汉鼎亚太”承担了此项业务。凭借这次机会，“汉鼎亚太”掀开了大规模投资中国内地的序幕。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汉鼎亚太”在中国从传统行业入手，在轮胎、房地产、航空、建筑材料、消费类产品等领域先后投资了科兴生物、宏仁集团、海南航空、北京燕莎商城、北京星巴克咖啡、深圳黎明网络等项目。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汉鼎亚太”在中国的投资逐步转向高科技产业，至今已投资2亿多美元，其中在上海投资近1亿美元。两个较大的项目是投资于“宏仁集团”（总裁为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和生产芯片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公司”（SMIC），“汉鼎亚太”在后一项目的投资为5000万美元。此外“汉鼎亚太”还对上海林克斯公司投资2000多万美元。
　　中国科技企业成长的瓶颈主要在于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企业如掌握了某项先进技术并应用于市场，就会在很短时间内发现其他许多企业已复制了该技术，原来尚处空白的市场会迅速充满大量的竞争者，整个行业利润率急剧下降，处在恶性竞争中的企业谁也不会得到长足的进步。
　　出于上述考虑，“汉鼎亚太”认为投资中国的企业能够有几倍的回报就很难得，投资商只有提高项目成功率，才能保证足够的回报。如此一来，其投资风格就显得十分谨慎。此外，由于管理的基金基数巨大，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其每一笔单项投资的力度自然很大，金额多在1000－5000万美元左右。在中国市场，“汉鼎亚太”的重要投资经验是进行“资源整合”，即在某个行业里，将国外好的技术带入中国，并同中国本行业中的优势企业相融合，扶植出投资成功率很高的企业。
　　
　　AIG亚洲投资：执着于中国攻略
　　在诸多欧美金融机构中，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对于中国和中美关系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919年，AIG的前身公司在上海成立，是罕见的起源于中国的美国公司。1921年，公司创始人史带及其同事成立了“友邦人寿保险”（AIA），成为第一家向中国人提供寿险产品及服务的外企。1920年代末期，集团分支机构已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各大城市，“友邦保险”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寿险公司。
　　今天，AIG及其成员公司的分布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全方位金融保险业务。公司的股票在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及苏黎士等地上市。
　　AIG现任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进一步强化了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出任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和前任主席。他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设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此外，格林伯格还担任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首任主席（1990年）、北京市政府高级经济顾问（1994年，首位获此殊荣的海外金融家）和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经济顾问（1999年）。
　　美国国际集团（亚洲）投资公司（AIGIC Asia）作为AIG的独资子公司，于1986年末设立，负责AIG在亚洲的直接投资。至今，AIGIC Asia已成为亚太区（日本除外）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管理资金近50亿美元，投资遍及亚洲各国与地区。其在亚洲掌控的直接投资基金包括AIG亚洲基础设施第一、第二基金（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局合作），AIG时会基金，AIG亚洲直接投资基金，中国商业基金，AIG内部资金等。
　　在过去的10年里，AIGIC Asia在基础设施、零售和高科技等领域直接投资了100多个项目，规模从1000万美元至1亿多美元不等。迄今为止，该公司在华投资超过8.5亿美元，著名项目包括1989年兴建的上海首家大型多功能商住楼“上海商城”。
　　进入2002年，AIG在亚洲的投资活动日见活跃：6月，AIGIC Asia宣布与“凯雷”合作，竞购韩国有线网络运营商Powercomm24%的股权；在大中华区，AIGIC Asia旗下的中国发展基金入股香港珠宝商谢瑞麟；7月29日“AIG亚洲基础设施基金”联合“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美国硅谷亚洲科技基金”等国际机构投资者为中国内地惟一取得基础类电信业务牌照的民营企业“民盈电讯”筹资3亿美元，助其击败和记黄埔、新加坡科技电信媒体（STT）、中信泰富和中国网通等竞争者，夺得收购“亚洲环球电讯”（AGC）的独家谈判权。6月，AIGIC Asia等外资股东还策动“民盈”并购了国内最大的独立商业数据中心“世纪互联”。
　　据悉，“民盈电讯”由前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挂帅，主要从事中港跨境的光纤对接及电路出租业务，已获得外经贸部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批准，在香港设立了注册资本相当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公司。
　　在互联网热潮中，“环球电讯”联合微软、软库等大财团投资30多亿美元，建立了连接美、亚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底光缆，但海底光缆运营后，业务量远未达到预期。受母公司“环球电讯”总值124亿美元的破产案影响，“亚洲环球电讯”也因有7亿美元债务而濒临破产。AGC修建这些海底光缆的成本为26亿美元，业内人士借此推断“民盈电讯”的收购价将会是6-7亿美元。未来中国与亚洲其它地区语音传送的增长潜力是AGC吸引竞标者的主要原因。
　　在并购“世纪互联”时，“民盈电讯”还与“上海电信”（拆分后的“中国电信”规模最大的分公司）秘签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超过10亿元。其中重要条款即是“民盈电讯”与“上海电信”进行资债重组，其余合作涉及继续扩大上海的数据中心及上海本地的电信业务（固话、国际长话等）。
　　业内人士认为，“资债重组”一方面使新电信借“民盈”之名收购“亚洲环球电讯”的格局形成，对即将海外上市的“中国电信”构成利好；另一方面，AIGIC Asia等欧美私人股权投资借此进入了壁垒森严的内地基础类电信服务市场，对外资而言是重大的突破。继保险业务在华夏大地四面出击之后，AIG的在华直接投资也取得了实质性回报，其多年来的中国攻略开始进入收获的季节。
　　
　　新桥投资：关注新兴市场
　　由美国著名私人股权投资集团Texas-Pacific Group和BLUM Capital Partners组建而成的“新桥投资公司”（Newbridge Capital），创立之初即关注新兴市场的直接投资。其投资从传统的钢铁、食品与饮料、酒店与物业管理、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到高科技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和软件研发、集成，无一不涉足，单个项目的投资额一般不低于3000万美元。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后，“新桥投资”与韩国政府就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签订协议，成为惟一控股收购韩国银行的外资机构（“新桥”持股51%，韩国政府持股49%）。根据协议，韩国政府将全额收购该行的呆坏账，以确保其顺利重组和营业。因此，这家曾饱受起亚汽车、韩宝钢铁破产及大股东三星集团坏帐拖累的银行，在“新桥”接手并引进新的管理团队后，短短两年内即将不良资产完全清除，资本充足率达到13.6%，税后盈利2.5亿美元。此役成为亚洲金融界的经典收购案，《亚洲华尔街日报》为之两次发表社评，“新桥”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因此一战成名，在“中国银行（香港）”上市前被聘为该行的独立董事。
　　单伟建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赴美留学，获旧金山大学MB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与博士学位。之后，他就职于世界银行、Graham & James Law Firm等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经历使单伟建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广泛的关系。1993年，单出任JP摩根董事总经理。目前他在“新桥投资”负责大中华区业务。
　　凭借着创始人Richard C. Blum与中国的融洽关系，“新桥投资”自1994年即踏足大中华市场。从东北地区的钢铁企业到南方沿海的“大白兔奶糖”、“维维豆奶”和“嘉里建设”（Kerry Properties），“新桥”的在华投资逐步扩大到网络科技领域的“创联万网”和“中太数据”。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新桥”希望参与国内银行的改造。据悉，深圳市政府旗下公司有意向“新桥投资”出售其所持“深发展”的国有股份，转让比例超过15%。该方案已上报有关部门。
　　
　　华平创投：
　　刷新中国纪录
　　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华平创业投资公司（Warburg Pincus）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纽约。其基金来源主要是美国大型企业及州政府的退休基金、基金会、慈善基金及基金经理基金等。自1971年以来，该公司已投资于29个国家的450多家公司，金额超过120亿美元，行业涉及通讯、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及生命科学、信息科技、互联网和户外媒体等。“华平”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都有兴趣参与，从风险投资到业务拓展资金，甚至提供收购和重组所需要的资本。与“新桥投资”不同，“华平”通常联合其他专业股权投资公司和创业投资公司共同投资于某个项目以分散风险，并且不控股。
　　目前，“华平”创投管理的资产约100亿美元，另有75亿美元的资产可用于投资。据其董事总经理祖文萃（Wayne Tsou）介绍，其美国以外的可投资金额为50亿美元，而在未来10-14年中，亚洲地区的投资将占到其中的20%，即有10亿美元将投资于亚洲。
　　“华平创投”长期以来非常关注中国市场，在1995年进军亚洲时即投资内地公司。在其负责亚洲业务的20位专业投资人士中，有6人从事中国业务。
　　“华平创投”在华第一单投资选择了“上海新华控制工程公司”，金额只有375万美元。之后，先后投资了“亚信科技”（投资1100万美元，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佛山鹰牌陶瓷（联合中金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共同参股，已在新加坡上市）、媒体世纪（联合PAMA共同投资，已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上海麦网、华腾软件（联合华东电脑和上海信息投资公司）、亚商在线（AsiaEC.com，联合“凯雷”）、异联信息技术（ERRY，联合iAsia Alliance Capital和上海实业下属盛基创投）等企业。
　　2002年5月14日，“华平创投”会同“上海实业”旗下专投高科技的“龙科创投”，帮助“港湾网络”完成了4200万美元的第二轮融资。“华平”和“龙科”分别投资3700万和500万美元。此外，两家投资者还为“港湾”提供了35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担保，使得“港湾”此轮实际融资达到7700万美元。港湾第一轮融资完成于2001年8月31日，由“华平”和“龙科”分别投资1600万和300万美元。前后两次共5300万美元的投资额使“华平”创下了跨国私人股权投资在华的单项投资纪录。
　　“港湾网络”创始人李一男原为“华为技术”副董事长，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27岁即当上“华为”副总裁。“港湾”在创建当年（2001年）便盈利，销售额达2000万美元，今年一季度实现销售额1亿元。“华平”此次投资，基于对“港湾”管理团队的信任，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有信心。
　　“华平”北亚董事总经理孙强表示，“投资本地民营企业家将会成趋势”。与一般中小企业创业者不同，“港湾网络”有着类硅谷模式：在美国，从IBM、微软出来的成功的高层人士创办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孙强认为，中国的这种创业者应该出自联想、海尔、华为等企业，但目前国内此类大企业还不多。
　　“华平创投”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产业发展的主流，现已把视点锁定大中华地区。它又从微观角度关注目标公司，考察和评估其管理团队和股本结构。在股权结构方面，“华平”希望资金转移的过程可以受控。此外，“华平”还会较多地考虑收购过程的现金流、市场对企业的评价及公司自身的价值评估。
　　创业者在对外融资时往往过高估计自己企业的价值。“华平”在与一些公司管理层在定价上意见不一时，经常采取如下策略：先各自保留对价值的判断，然后由创业者提出一个公司认为会达到的阶段目标。如届时达到目标，就认同公司方提出的价值，如未能达到，投资方就按双方认同的方式进行调整。在对“亚信”的投资中，“华平”依靠这种方法论取得了自己认定的权益。“华平”在向“亚信”注资1100万美元之初，所占股份是11%；后来“亚信”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目标，“华平”股权升至22%。
　　虽然“华平”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多于印度，但其在华投资额（2亿美元）要少于印度（10亿美元），也落后于韩国。因为印度资本市场的历史比中国长，发展比中国健全，投资的退出机制很完善，且印度大多数公司为私人资本。至于韩国，“华平”评价说，当前在亚洲还没有像韩国那样为私人股权投资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
　　对外国私人股权投资而言，中国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退出机制。由于国内上市对外资有限制，股票又不能全流通，因此不能指望内地的A股市场能为海外直接投资提供退出通道。而且，企业在国内上市无法建立期权机制来激励创业团队。并购虽然经常发生，但规模不大，也难以成为资本的主要退出方式。所以，到香港或美国等地上市几乎成为投资中国企业惟一的退出方式。
　　此外，在目前中国的私人股权投资尤其是创业投资行业，政府的色彩过于浓厚。在最需要明确责任和义务的领域，政府过多的干预会引发道德风险，不利于市场和企业的成长。
　　孙强认为，中国当前一些行业的发展的现状，尚不能吸引外资。虽然“华平”看好中国金融业的中长期前景，但目前的不良贷款影响了银行效益的提高。类似的情况在保险、证券业同样存在，由于共同的原因，虽然这些行业有许多投资机会，但由于短期效益的局限，不能吸引国外私人股权投资进驻。就此而言，中国的许多行业在吸引外资前，首先需要加速自我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2002年5月16日，“华平”在华宣布其已成功募集53亿美元的环球基金（WP VIII），该基金将与“华平”另一项25亿美元的国际基金共同投资于欧美及亚洲企业。据悉，WP VIII是“华平”筹措的第十项基金。
　　孙强表示，上述基金将有2亿美元左右投向中国，在高科技行业寻找有成长性的投资对象。“中国入世后，市场潜力庞大，创投机会很多，‘华平’将为急需资金与管理专业人才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
　　
　　国际资本志存高远
　　继2001年在纽约召开首届全球私人股权投资年会后，主办方“美国全球创业投资网络”主席韩宗民（James Hahn）应与会基金经理的要求，把第二届年会安排在上海举行（2002年5月15日）。凯雷、华平、霸菱亚洲私人股权投资、Advent International、JAFCO和Trident Capital等跨国金融机构（排名详见表1、2）悉数参加。
　　“霸菱”合伙人徐新指出，由于中国内地利率和劳动力成本都很低，投资内地市场将有良好的回报。“霸菱”曾以3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Netstar公司，给予管理层15%的股份；经过重组和发展，该公司的价值迅速成长到1.8亿元。而华登国际创业投资公司日前已计划将2.5亿美元的资金投在中国科技企业，着重投资具高增长潜能的半导体、生物科技、软件和通讯公司，在此前的7年里，华登在华投资已达1.5亿美元。“英特尔”投资部副总裁克劳德·雷格利斯表示，中国是“英特尔”最关注的投资目标市场之一，对其投资额将占英特尔整个亚洲区投资额的1/3。
　　据Asian Venture Capital Journal统计，2002年上半年亚洲私人股权投资的募集资金为5.44亿美元，较2001年同期的39亿美元下滑了85%。在资金流向中，韩国独占鳌头，获得投资总额的36%；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尾随其后。虽然中国内地被投资者广泛看好，但只吸引到1.75亿美元的资金。
　　“清科公司”发布的《2002年中国创业投资中期报告》显示，2002年上半年国内仅有6家创业投资机构通过股权转让、兼并和收购、上市的方式退出，2家创业企业在香港创业板上市，1家被投资企业通过借壳方式在国内主板上市。由于缺乏有效的退出渠道，国内创投大多数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投资回报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此外，中国创投存在严重缺陷，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国的创投机构还是一般实业型投资机构，而非受托管理的投资基金，与创投业的“集合资金－专家理财”这一新型投资模式相背，从而带来诸多问题，比如出资人没有形成追求长期收益等价值取向。
　　“华平”的孙强坦承，创业投资在中国有五大难：筹资难、选项难、估值难、管理难和退出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从政府、投资商和企业三方面入手，政府应出台一些相关政策鼓励创业投资，建立起完善的资金进出机制，企业自身也要选准项目，加强管理，增加透明度。
　　为此，2002年6月18日“华平创投”发起成立了致力于维护中国私人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行业利益的“中华创业投资协会”（CVCA），并受到私募股权投资和创投业界的支持，其50多个创始会员（表3列入了其中一部分）所掌握的投向中国等亚洲地区的资金额超过250亿美元。
　　2002年7月5日，外经贸部有关人士透露，他们正酝酿修改《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企业的暂行规定》，新规定将放宽或取消对外资机构资产规模、投资总额等准入资格的限制。对外资参与的风险投资基金，将按10%征收所得税。新规定还将明确区分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与管理公司，而此前两者是合一的。
　　中国的私人股权投资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机。在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使得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处于发展周期的底部；在日本，由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活动也陷于低迷。只有中国具备了直接投资所需的高增长经济、市场和创业精神。同时，在政府部门和外资投资机构的共同推动下，制度创新已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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