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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评书播讲:《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六 删节版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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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评书播讲:《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六 删节版 (转贴)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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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元勋

头衔: 海归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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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21
文章: 26038
来自: 中国美国的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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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评书播讲:《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六 删节版 (转贴) (6606 reads)      时间: 2005-2-09 周三, 13:07   

作者:安普若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六 删节版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

楔子

  “祸头子”是句北京土话,通常用来诅咒那些最调皮捣乱,最无法无天、无可救药、无法改造的人。一般人说这话的时候,都不愿当着本人的面说,怕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下一回要闯什么祸,而你在那未知的祸事中将被他安排成什么角色,所以,即便是在祸头子犯案现场,人赃俱获的时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家也多半只是转过身,别过脸去拿斜眼瞅他一瞅,嘴里不清不楚地骂骂咧咧几句罢了,最好是别让他听明白了“祸头子”三个字,而你自己也能得到阿Q式的精神胜利,既不得罪他,又满足了你不得不宣泄的愤恨。

  祸头子有先天型与后天型之分,先天型者,毛泽东是也。(此处删去若干)我把十八岁成年以前便前科累累的闯祸惯犯都归到先天型里去,请看毛在十几岁时写过的一首打油诗,便能瞧见他的天赋“祸”秉:

咏蛙王
毛泽东

独坐龙潭如虎踞,树阴底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此处有删节

  有别于毛泽东,我是个后天型的祸头子,是个骨子里还无法完全摆脱有些人对我的看法的祸头子,是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保守派祸头子,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是学不会那种不顾一切,义无反顾,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绝无商量余地的先天型祸头子,我之所以只能是后天型祸头子的主要心理障碍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碑坊。

  先、后天型祸头子的根本差别是:我只会喊“狼来了”,只会嚷:说自己要闯祸了,尽管我随时都能进入准备闯祸的状态,却永远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永远只能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删节)。


  联合报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我立刻想到了卢梭的《忏悔录》,有感于有些祸头子已经作古,来不及忏悔;有的祸头子缺乏自知之明,无法忏悔;甚至有些祸头子压根不敢面对自己闯的祸,害怕忏悔;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正名作《祸头子正传》,至于祸头子这三个字,究竟是褒义词抑或是贬义词,闯祸这件事,究竟是建设性的行为,抑或是破坏性的行为,则实非吾辈今日必须盖棺定论之事,因此,各位看官直管凭个人好恶对《祸头子正传》尽情地评头品足,而我自己,则只考虑——有什么、写什么。


侯德建
一九九零年七月五日



永远变不成人的猴子

  远古以前,在猴子们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年代里,有只顽皮的小猴子,在玩耍中发现了四肢都在地上爬的乐趣,引来了许多小猴子都竞相仿效,顿时间蔚然成风,却惹恼了猴长老们,认为兹事体大,长此下去,猴将不猴,因此,号召动员了立场坚持的猴众,用石头扔死了带头的那只小猴子。

  不知是多少代以后,猴子们已进化成四肢爬行的习惯,可这一代的长老们,又以相同的理由,打死了一只带头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小猴子。

  这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不知多少遍,而无法宽容超前意识的猴子们,却依然是猴子,他们永远没法变成人。


祸头子他爹说:(若有可能,用四川话阅读更好)

祸头子他爹说:

  “民国四十四年,大概是中秋节左右,找到那个什么关西瞎子去摸了一趟骨,那时我最孤独、最不得意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明年我要走桃花运,会有个十八岁的姑娘看上我,她父亲反对都不成,拉都拉不动她要嫁给我,我当时害二期肺病,哪里会相信他的话,结果,第二年中秋节过后不久,就生下你。”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我告诉你讲,我和你老妈不同,你到大陆去的时候,你老妈好伤心,可我却很高兴,虽然你事先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你是从小听我说老家的故事,是为我而去的,老爸一辈子没得出息,上不能孝顺父母,下不能照顾兄弟姊妹,在没有办法生你以前啊!我天天晚上做恶梦,梦到我一个人跑回去看你奶奶,看到你奶奶眼睛都瞎了,听得到我喊她,却看不见我,我这么一喊,被老共的哨兵发现了,跑也跑不动,枪也打不响,醒来以后浑身冒冷汗,可是呀!儿呀!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就再也不做这种恶梦了。”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你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我二哥就想哭,那是因为我把他害死了,他是我们兄弟中人长得最漂亮,脑瓜子最聪明的一个,他曾是谍报头子戴笠的手下,戴笠摔飞机死了过后,因为军统局的人都是直线联系,他因此和部队失去了联络,我考虑妈妈老了没人照顾,就介绍他到国防部去讨了个游击司令的委任状,回四川巫山老家去打游击,打死了不少共产党,自己也教人打死了,还连累了我父亲和大哥,统统都教共产党枪毙了。”


祸头子他爹说:

  “我是黄埔廿一期的军校学生,毕业后在南京总统府警卫团当排长,打仗的时候,他妈的连师长都叛变跑了,营长说什么要我们去跟毛泽东合作,我拣了一张我们这边的飞机投下来的传单,看到弟兄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把口哨一吹,大喊了声“跟我来”,就这样把部队拉了回来,结果,到台湾来了以后,蒋经国训练出来的政工人员还说什么我有问题,妈那个x,老子火大了,干脆一个人埋头苦读英文,儿呀!政治都是骗人的玩艺儿,表面上说得仁义道德,背地里都他妈的男盗女娼。”


祸头子他爹说:

  “我到关西去摸骨头的时候,我廿九岁,身上穿着上尉军服,那个瞎子吹牛,哄我说我到卅八岁就能升少将,结果呢,升个屁,到了卅八岁我才升了个少校,我他妈是全军最老资格的上尉,在大陆上就是个少尉,到台湾来又当了十七年上尉,后来我火大了,把军校毕业证书甩在校长的桌子上,让他寄回给老校长,也就是老蒋总统,他们这才让我升了个少校,我这个少校真他妈的是发脾气要来的。”


祸头子他爹说:

  “我为什么要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就装病提前退休呢?就是因为不服气,有个司令官的小老乡,因后台大,搞得学校里同事们都讨厌他,司令官就想提拔他升中校当队长,大家不服气,就把我也报了上去升中校当队长,结果司令官生气了,两个都不批,可狗儿子地,过了十天,司令官把他调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升中校、当队长,格老子地,我吞不下这口气,就打报告退休,唉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拿万把多终身俸,你的脾气和老爸一模一样,但老爸绝不劝你改,改了就不像老爸的儿子,改了就不是侯德建了。”


祸头子的外公、外婆

  祸头子十岁以前的童年,几乎全是跟着外公、外婆过的,祸头子是两老的长孙,当然是又宠又纵又疼又爱,特别是外婆,疼我疼的是顶在头上怕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搂在怀里怕憋死了。所以,我常说外婆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养就了我这么个祸头子。而我之所以能从保守、自闭的传统填鸭式教育中幸运地逃出虎口,免被呆化、僵化的主要恩人,正是我的外婆,当然,没有我外公也是不行的。


  外婆与外公生长自两个极端不同的家庭,为我的幼年教育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模仿对象,致使我的人格也在理想与现实两极分化中形成。

  外婆来自八十年代前湖南最高贵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外婆受教育直到师专毕业,在同时代的中国妇女称得上是人中凤,外婆一生不曾干过体力重活,生病以前由于环境好,生病至过世期间,外公曾伺候外婆近廿年,廿年如一日,其中从来没听见过他老两人大声说过几句话,这主要是由于外公出生自佃农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交完了田租之后,剩下来的仅能糊口,考上空军学飞行以前,所念的有限的书,全是在农闲时自修来的,因此,和外婆刚巧正相反,外公是个勤勤恳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本本分分,从来不会有多余的暇想的人,在外公的现实基础上,外婆却教给了我幻想和作梦的情怀。


  在记忆里,外公和外婆唯一的一次生气,竟然是为了一条鱼,鱼很大,很完整、漂亮,外公买回来后抹上盐准备挂在院子里晾晾,等下班回来做给我们晚上吃。毛病出在那鱼头上,原因是外公要砍了图省事,而外婆却坚持完整地挂在外面比较雅观,结果,上班时间快到了,外公把那条鱼放在菜板上当的一声切掉了鱼头,便匆匆忙忙上班去了。本以为外公今天非发脾气不可,甚至于晚上也不替我写毛笔字、作功课了;谁想到,下班后,外公站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因他居然看见带着头的整条鱼,竟好好地挂在竹竿上,待走近一瞧,原来是外婆拿针线给缝回去了,外公笑得满脸面红地进了屋,外婆也笑了,那天晚上,我头一回吃了条带头的红烧大鱼。

  后来,外婆得了乳癌,之后又中风成了半身不遂,外公就成了屋里屋外的长工,而我就更受宠了,因外婆需要我作伴,就必须总是准备了许多小点心、小玩具,也让我把小朋友们带回家来凑热闹,学校里的单身教师都上家里来吃过饭,忙的是外公,高兴的是外婆,而其实最乐的还是我,点心、礼物、玩具、零用钱全都不在话下,各门功课也都有专门老师帮忙作。

  外婆过世的时候,外公好伤心,我却哭不出来,当时我念大学,也许是爱面子,不愿意当着这么些人面前哭吧,谁知道,都十几年了,我越来越想念外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在我刚被遣返的头几天的一个清早,正当我开玩笑式的跟外公说,天安门广场上没被打死,肯定是外婆保佑,却没想到我和外公立刻眼泪忍不住往外滚,后来更连话都说不清楚,外公还只是流泪,我却长这么大头一回像个孩子似地哇哇大哭。


祸头子是外省猪哥

  祸头子小时候住在冈山致远村,那是个仅有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眷村,四周全是菜地、农田。祸头子小学念的是前峰国小,在近三千人的学校里,祸头子和村里的孩子们是仅有的军人子弟,是绝对的少数民族。由于空军子弟小学离家太远不方便,祸头子的童年和青少年因此过得很不那么眷村,倒是几乎每天上、下学的路上以及在学校课闲时间里,总要听几遍本省同学有些好玩却不怎么恶毒地冲着祸头子,喊几句“外省猪哥”。


  对于“外省猪哥”的称号,祸头子很少真的很介意。倒是祸头子与本省同学间得友谊比其他的外省孩子们更好些。祸头子经常应本省同学的邀请,到家里吃饭,到果园里去摘水果,顺便帮忙干些除草等杂活,在庙前广场上打橡皮筋,娃娃头,圆牌,吃面线,打弹珠,赌香肠夹着生蒜吃,黑轮就黑轮汤。

  祸头子的妈一向要求祸头子学讲台语,妈说台湾人多,不会讲台语长大了以后是要吃亏的,吃什么亏,怎么个吃法,祸头子当年不明白,但却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台语,祸头子恐怕是在同龄外省孩子们之中台语讲得最好的一个,或许是因为自己有一双好耳朵,更多的是由于祸头子的小朋友们多半是本省同学的缘故。

  在祸头子的记忆里,只有过两次与本省同学打架的印象,头一回祸头子还小,已记不得是谁是谁非以及为什么打架了。可第二回则纯属祸头子的不是。

  那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祸头子大概是青春期内分泌混乱的缘故,好勇斗狠得莫名其妙,每天总得找人吵架、打架,好像不打人或是不让人打一顿,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似的。

  打架的那天,祸头子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竟拉着另一个村里的男孩,跑到村边农家的番薯田里去练习扔标枪,让正在旁边田里帮忙干农活的农家孩子看见了,冲过来扭住就打,他双拳难敌我们四手,哭着背起书包就跑回家去了。

  架打完了,尽管是以多欺少,好歹我们也算打赢了,可祸头子不单周身找不到一丁点胜利的快感,却觉得心里怪怪的,妈见我不对劲,问明白了故事后,问我该怎么办?

  祸头子每闯完祸了之后,是个典型吃软不吃硬的家伙,祸头子不怕爹的棍子、棒子,就怕妈这种让你不得不良心发现的理喻,所以最后,由祸头子自首,让妈陪着,到人家去赔礼道歉,那孩子还挺好说话,他爹他妈就更厚道,不单拉住不明就里的邻居,不让他们动手打我,还不停地向妈表示歉意,说什么,小孩子打架没什么关系,这天傍晚,我听到了许多句:“外省猪哥”。


祸头子是个天生的客人

  不论走到哪里,祸头子都只能是当地中国人的客人。祸头子的爹是四川人,妈是湖南人,在民国卅八年政府转进来台之前,祸头子在台湾无亲无故,因此,祸头子从小自称是四川巫山人,祸头子小时候最朗朗上口的两支歌,除了“哥哥爸爸真伟大”之外,就是“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尽管祸头子从小就在爸爸的家教下倒背家谱如流,而毕竟还仅限于理性的认识,从来没感觉到自视为四川人与生长在台湾两件事,有任何不能相容的矛盾。每当人问我是哪儿人,我总是说四川人,而每当人问我家在哪儿,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冈山致远村。

  祸头子第一次明白感觉到自己是个客人,更因此而受到莫大的心灵伤害是高中毕业了以后的事,左营高中毕业,祸头子的高中生活一如国中、国小,都是在本省同学中长大的,联考完后的那个暑假,祸头子因思念去高雄市探望拒绝也被拒绝在大学门外的同学,那是一片养金鱼的农田,我们很痛快地玩了一整个下午之后,整个愉快的气氛竟教一个突然开口大谈本省、外省之分的同学给搅乱了,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家竟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开口的那位原本挺不错的同学,竟对我怒目相视,然后跟其他的同学说:“不要跟他讲,不要睬他,外省猪哥”。

  后来我去了大陆,大陆竟不管我自视为四川人而强迫我中奖,给我穿上一套“台湾同胞”的统战制服,确定了我在中共眼中的客人身份与地位。

  甚至于,在戒严令发布的前一个晚上,当我正陪同一位澳大利亚的中国事务专家到广场上去逛的时候,一位同学竟指着我的鼻子跟与我刚说不到两句话的其他几位同学说:“别理他这种人,我们走。”在广场上,我也是北京大学生眼里的客人。

  因此,正如十年前郭冠英和韩定国邀我去泰柬难民营一样的心情,我接受了(此处有删节)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表现得十分被动,这并非我本人没有参与的积极性,的确感到自己只是个客人,不该喧宾夺主,除非大家让我做什么,我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求非这样那样不可的建议。

  这次,被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进入台湾,从台湾的某些报章、杂志上,我明白地感觉到,自己这回不仅是个客人,还是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因此,我才在不得已的心情下,提出在司法处置完了以后尽快离开台湾的打算。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的历史,早在小学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且至今一发不可收拾。小时候,受害者是祸头子的舅舅、阿姨,电灯泡必须在暗处才能发挥作用,而正在谈恋爱的舅舅和阿姨们又专往暗处去,最常去的地方是电影院,等正片一上映,他俩正想享受会儿二人世界的时候,我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更拚了命地挤在他俩中间,祸头子小时候之所以爱当电灯泡的原委,不过是以“熄灯”来交换些零用钱和玩具而已。

  如今,祸头子已卅三岁了,竟发现,自己已然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电灯泡了,习惯性地在两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当儿,突然亮灯,在人最需要黑暗的时候提供最不受欢迎的光明,而这回,祸头子又能向两党双方要挟些什么来作为熄灯的代价呢?


台语注释:

  "黑轮"估计是一种台湾小吃,林强的《向前走》专辑有一首"黑轮伯仔"(卖黑轮糕的老伯伯)

  "猪哥"是骂人的话,有"公猪""种猪"的意思。

  请精通台语的朋友指正!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二

有人说,祸头子是个不回头的浪子

  台湾社会大学请我演讲,题目是“不回头的浪子”,并在介绍我的开场白里明白指出----我是许多人心里公认的浪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大家是不是把浪子的资格标准定得太低了些儿?因我的确不认为自己够格当浪子。而基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们这个严重缺乏自信心,过份他虑,极端需要多余的安全感,离家不出卅里便开始大唱思乡曲的保守、自闭的习惯势力支配下,是无论如何也造就不了几个,能不为了追求多余的安全感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与信念,不会因害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而拼了命地人云亦云,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赶流行的真正的浪子。

  在我心目中,真正够格被称得上浪子的人是:哥白尼、达尔文、佛洛伊德、尼采、马克思、梵谷、毕加索、拜伦、劳伦斯、福娄拜尔、斯当达尔、乔艾斯、艾略特、莫札特、贝多芬、华格纳、萧邦、柴可夫斯基、猫王、约翰蓝侬、巴布迪伦、平克佛洛衣德等,甚至,还可以加上两个日本人,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而至于能堪称是浪子的中国人,则古代仅老、庄、李白,近代仅鲁迅、郁达夫而已。若论至今仍健在者,则在我心目中,只有李敖和刘晓波两人罢了。究竟,一个人需要走多远,爬多高,要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前,而且要孤独多久,才配得上浪子的称号,大家仔细看看我前面列的名单便能明白。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得要是多么宽宏大量的社会,才能培育出这些天赋异禀的浪子?得需是怎样文明、先进、开放、前瞻的社会,才能允许这些浪子们发挥一般人望尘莫及的超人才华。显然,从老、庄、李白、李敖到刘晓波等人的遭遇、故事,我们可以肯定:前瞻、开放、宽容,绝非中国文化的内涵。

  当不想回头的祸头子被强迫遣返台湾之后,发现阔别七年的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果然有进步,由于取消了报禁、党禁及戒严令,台湾的确已经从“多数人无法表达心愿”的原始、野蛮的深渊中,挣扎提高到了“多数人能说话,却不允许少数人出声”的比较进步却依然是另一种蛮不讲理的新问题当中。对此,祸头子不得不以被害人的身分,向那些因容不下祸头子的异言、异形,而企图堵上祸头子的黑嘴,甚至于不惜致祸头子于死地,枪毙完事的卫道人士们,提出严重抗议:你们有权不欢迎祸头子说话,却无权不让祸头子发言。

  圣经里记载,当有群愤怒的人,准备用石头、棍棒打死一个有外遇的淫妇的时候,因耶稣要求大家在下手前,扪心自问灵魂是否比她清白而住手。祸头子以为,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收尾,只因为外国人有言行一致的传统,只因外国人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别人,也用同样的标准来反省自己。倘若,换了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祸头子相信,那妇人早就没命了,而凶手们却因为行凶而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因此,祸头子之所以作不了浪子的根本原故,全都拜我们的保守、自闭的传统中国文化教育所赐。


正视真理的代价

  伊底帕斯是个王子,不幸生下来之后,便交由宫女带出宫去,交给远方的牧羊人抚养,原因是伊底帕斯的叔叔夺取了他父亲的王位,更占有了他的母亲为妻,这些事,直到伊底帕斯长大了以后都完全不知情。

  伊底帕斯长得又聪明又健壮,他的聪明解开了残酷的人面狮身的谜语,人面狮身问他什么动物早上用四支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而到了晚上却用三条腿走路,伊底帕斯回答说是人,破了妖法,走过了常人过不去的险关,而他的力气却在一次与旅行商人的争吵中,打死了一位年长的商人,而伊底帕斯不知道那正是他的亲身父亲。

  后来伊底帕斯在众人的拥护和爱戴下,打跑了他的叔叔,得到了王位,并娶了前国王之妻,也正是他自己的生身母亲。直到有一天,正当伊底帕斯的事业成功、最骄傲的时候,有人把事情全说穿了,老牧羊人经不起伊底帕斯的苦苦哀求,终于证实了一切,母亲推开众人跑回内宫,伊底帕斯醒悟过来以后,追到母亲的寝宫,竟看见曾是自己爱妻的母亲,因承受不了打击而上吊自杀了,伊底帕斯看不下去,想闭上眼,别过头去,却又深知这一切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想睁眼直视,却又忍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的摧毁力,最后,他没有合上眼,却拿两把匕首刺瞎了自己正视真理的双眼,伊底帕斯从此以后,放弃了王位,却成了先知。

  若此事发生在中国历代后宫,其结局就完全不至于如此悲惨,当皇帝的,多半先让人把宫门关了,越少人瞧见越好,瞧见的人一多,事情就无法保密,就坏事了,就糟了。然后叫人把吊死的尸体抬出去销毁掉,再把销毁尸体的和所有看见的人统统杀了,过几天,选个黄道吉日宣布正宫娘娘病故,全国上下趁机吃几块冷猪肉,再来看看后宫里有没有合适人选可以扶正作皇后,若没有则更好,还能够借机广搜天下美女唱一部百凤朝阳。

  中国几千年奴性传统文化视真理如粪土,道理是随便怎么说都可以的,只要他是为我服务的,不论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甚至于科学,都得为政治服务,而所谓政治则寡人的心愿而已,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以历代炼丹以求帝王长生不老,(此处有删节),全都是为了某个不愿面对事实、想逃避真理的人服务,其目的不外乎长生永不老,政权永不倒,而事实上,他们全都成了睁眼瞎子,不但不能预卜未来作先知,好能够运筹帷幄,明天下之必变,而防患于未然,反而连眼前一班小人的善恶、丑美全都分辨不出来,结果先机全失,终因不能善诱、利导天下之变,而遭天下变之。凡此,皆由于眼光短浅,不愿为真理付出代价之罪也。


祸头子险些成了低能儿


  祸头子他爹的原配夫人不是祸头子的妈,却是他爹的亲表妹,说有多亲就有多亲,表妹的爹是亲舅舅,也正是奶奶的亲弟弟的女儿。

  舅老爷是出了名的神枪手,准得成天发愁没仗可打,后来去打神兵,大概像白莲教徒似的,跳跳神舞,念念仙咒,画几张神符,烧了后和水喝了,说什么刀枪不入,炮子化灰尘。舅老爷腰佩双枪,让唯一的儿子,也正是爹的表哥提着一竹篮子弹,就这么双枪匹马去打神兵。刚开始的时候一枪一倒,舅老爷还直喊“打得倒”,“打得倒”,可神兵操人海战术,不怕死,不一会儿就把舅老爷围住了,趁舅老爷换子弹的空儿,把舅老爷的头砍了,挂在电线杆上示威,这当然是向祸头子的爷爷为首的侯家势力示威。此后,爹的表妹就住到家里来,定好了是爹的童养媳。

  还好爹因为读了几年洋书,提倡什么自由恋爱,说什么也不肯结亲,最后迫于奶奶没法向人交代,草草完了婚后,第二个星期便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否则要是爹从此在四川巫山老家安营扎寨,我可就真要成了近亲通婚的蒙古呆痴或先天肌肉萎缩症了。

  我在大陆的时候和许多第一流的运动员常往来,尤其是女排的女将们,我常说中国的金牌全指望巾帼英雄了,普遍说起来,中国女性的体能与西方,甚至于非洲的黑美人们的体能都相距不远,在各类田、径、球赛当中,经常能跟大家一拼高低,弄几块牌子,然而,反观男子体能要求高的田、径、游泳等项目,则中国男选手永远只能陪着大伙溜溜,根本很少想到比赛、奖牌等事,中国男子的体能明显差西方一大截。

  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而长期近亲通婚所留下来的弱病肯定是主要原因,遗传学上讲,男子是病态遗传的表现者,而女子则是病态遗传基因的传带者,因此,祸头子家乡的女孩多半健康、活泼,而男孩却有不少呆痴、傻病,所以万一爹当年一时想不开,在老家生了我,我可能就只好象相片里的堂弟一模一样了。


祸头子最怕挨饿

  祸头子最早挨饿是在小学时代,有几回早上没吃早饭去上学,因身上没有零用钱,课余时间买不了零食填腹,眼瞧着同学们三五成群打打闹闹地上合作社,自己却赶紧找个没有人的角落里躲着作糖砖、巧克力房子的白日梦,不怕同学们小气,怕的是自己以后没法请回去,祸头子曾在外公、外婆家养尊处优惯了,刚回去和爸妈那对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的百事哀的穷父母同住的时候,的确在同学朋友间受到了相当严重的自尊心的伤害,这也许是为什么后来祸头子的自卑超越需要特别强烈的原因,最厉害的时候,祸头子甚至不愿在同学面前打开便当盒,怕同学们瞧见了自己寒酸的饭菜而抛来我最受不了的那种同情心,这种情况延续到上大学还不曾断绝。


  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婚,爸的终身俸只够自己开销,妈在别人家打工带小孩,赚的钱也只够自己和刚出世的异父小弟弟的费用,幸好大弟在部队里当学徒,自己养活自己,最苦的要算是二弟了,二弟刚上国中,跟我住在学校附近的两坪半的租来的房舍里,为了维持两人的生活及学费,我除了外公、外婆接济之外,必须打工赚钱,而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工作收入又都不固定,可把二弟给饿惨了,记得有一回,我三天没露面,二弟连吃了两天面条,第三天竟因没饭钱又不好意思欠帐,竟活活饿了一整天。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巧碰上楼下房东家死了个老太太,停棺客厅,吓走也可能是臭走了楼上其他几位同学,当我装满了整个信封袋的打工钱,赶回宿舍的时候,竟发现二弟已饿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我连忙喂他吃了个苹果,缓了缓饿劲,然后揣着信封袋,兄弟两人,找了间餐厅好好地饱餐一顿,这才解了饥恨。

  就这样饱一顿,饥一顿,再加上收入实在和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于是最后得了肺结核,等祸头子发现咳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结核菌已扩散,是二期开放性结核,幸好防痨中心的药都是免费的,妈和大弟也搬到一块儿来住了,就这样,我休了一年学,却在休学中开始写简单的歌曲,没想到竟吃上了这碗饭,且一吃就是十几年。

  因此,每当有人责问我七年前离开台湾是对我亲人的不负责任的决定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予理睬,因为,只有不了解我们兄弟姊妹互相扶持、相依为命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大陆上的七年间,对家里在经济上的帮助是不少的,且经常因为给父母兄弟亲人花钱和前妻程琳打得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于此我心安理得,毫无亏欠。其实,我到大陆去也未尝没有带着将来改善大家的环境的想法。我实在是挨饿挨怕了,更怕看见全家人挨饿。


宋楚渝、文工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当宋楚渝先生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时候,曾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过一次,告诉我他在“龙的传人”的第三段后面加上了一段歌词,大概是什么“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类的话,没几天后,宋先生就以“龙的传人”为题,在成功岭向正在集训的大专学生演讲,由于报纸、电视等媒体争先恐后地报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我当时也极感备受礼遇,心里面美滋滋地。

  好景不长,没等两天,新格唱片公司便接到来自新闻局的电话,说什么要求重新录音,把宋先生的新词灌成唱片,新格为尊重原作的意见征求我的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便明确告诉新格我不愿更改歌词,宋先生因此请我和我的老师及几位学者专家在希尔顿吃饭,饭局中,我再一次明确婉拒了宋先生的美意,并建议宋先生可另外再写一首新曲,在新曲中传达宋先生的意思,这一段新闻,或许有些读者还有印象。

  我之所以拒绝更改歌词的原因,主要是独立个性使然,倒并非认为宋先生的词写得不好,或是我不愿意庄敬自强,不愿意处惊不变,只因这两句话是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我无意把自己看待成宣传工具罢了。结果,引起了许多传统、保守、王道人士自动自发的抨击,从“龙的传人”这首歌有多不好,最后评到写这首歌的人有多无知等,我则一来接到许多支持不改歌词的人的慰问信,二来当惯了独行侠,不太需要社会大众的肯定,心里不曾因此而感觉到如何难受,唯一的反应是发了几顿牢骚,借题发挥跟女朋友撒了几顿骄,成就了自己被压迫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侠客风范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感。


  后来,真正让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文工会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与其他几位作曲界老前辈的早餐,在当时刚开业不久的来来香格里拉饭店,会中,国民党文工会的负责人向我们发出了征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的邀请,主任的礼遇与抬举,其实让当惯了游侠的祸头子左右为难,文工会并没有强我所难,难在我自己取舍两难,我自“龙的传人”走红以来,名气不小,却没得到什么经济实惠,加上脾气太倔,与电影、广告合作不易,生活不单不宽裕,反经常入不敷出,着实头疼,不少朋友劝我识抬举,抓紧机会往上爬,千万别错失许多人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把个性收敛收敛,千万别再犯上回不给宋先生面子的错误。


  祸头子尽管天生叛逆,却的确与国民党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怨仇,祸头子在学校里虽然总摆出一付爱搭不理的反对派姿态,却始终不曾与当权派有什么大不了的实质冲突,因此,祸头子唯一得以抗拒文工会的美意的武器,仅天生的独立性格而已,若再有些什么,则是当时还十分模糊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自恃罢了。


  终于,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祸头子尽管没有足够的勇气当面回绝文工会的美意,却私自作下暂时离开台湾回避的决定,祸头子本有意出国深造,下定决心以后,便积极着手联系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作曲系,今日旧事重提,绝非说明宋先生、新闻局、文工会乃促使我去大陆的根本原因,却的确让我作出了暂时离开台湾的决定。


  七年过后,大陆来去有感,不论在何处,不论是那个党领导,中国知识分子想要独善其身,保持独立超然的立场与判断力实非易事,不单要扛得住压力,还得要禁得起诱惑,不单要耐得住打杀,还得要挡得住捧杀,真乃步步都有杀机,路路都有陷阱,在这个一贯依靠政权肯定自我的御用文人传统下,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超然的立场与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依附政权而能建立自信,不随庸俗而能自我肯定,这滋味虽不好受,却是越嚼越有味,而其中滋味,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难相告。


先有奴才,后有皇帝

  在祸头子从泰东边区的难民营回来以后,原本嫉恶如仇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无法忍受那日益庸俗化的假仁、假义,尤其痛恨那些四肢发动、头脑简单的愚忠、愚孝。祸头子总爱在公开场合里不留情面地揭发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长者们虚伪的面纱,更经常挖苦讽刺同辈们被洗脑而失去独立判断思考能力的糗样。祸头子经常借此发泄对压倒一切理想的台湾现实、近视主义的不满,同时也借以拉开自己与社会的距离,从而满足自己自命不凡的俯视众生的需要。


  记得在祸头子离开台湾赴大陆的前两年,就曾经在梅花戏院看电影时演出过一场反权威、反现实、反愚弄、反洗脑的闹剧。相信大家都还清楚记得,八、九年前,在电影正片上映之前,都要起立唱国歌,在唱国歌的画面里,老蒋总统一副民族救星的姿态,站在总统府的阅兵台上,向学生、军人及群众脱帽挥手致意。那天,就在国歌影片里震耳欲聋的蒋总统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我突然感到恶心,我发现画面里全副戎装、满胸勋章的人,怎么越看越象希特勒、墨索里尼,若我在那之前曾看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的崇拜的影片的话,我也一定会把接受万岁呼声的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先生联想到一块儿去。


  只记得我当时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莫名怒火,就在七、八百人都起立唱国歌的同时,我突然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如果当时在场没有其他人的任何反应的话,这顶多是我个人的一小段性格悲剧的插曲,而不幸的是,还没等我坐下来十秒钟,脑瓜上突然被人用力猛击一下,待转过脸来定眼一看,才可悲地发现,打我的人竟然是和我年龄相仿,看似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观众,看到他那副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忠君爱国的糗样,恨得我扭住便要打,幸亏与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劝住了,让我别和这蠢货一般见识,否则这将不仅仅是一出闹剧,可能还会变成一场荒诞的悲剧。

  七年多了,我不知道七年后的今天,那位忠君爱国的热血同龄人醒觉了没有,他是否还坚持自己对权威的崇拜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事,他是否有权干涉别人不崇拜他所崇拜的权威?在他心里,今天是否还有其他任何人可以等同国旗、国歌、国家,他是否还随时准备看见某人的相片就要起立、敬礼?而我却是越来越反对偶像权威。祸头子始终认为,中国之所以少不了皇帝的根本原因,绝非有多少野心家拼了命地想当皇帝,却在于有多少奴才,他们不能没有皇帝,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皇帝,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总统、主席、书记给硬捧成皇帝。

  因此,祸头子把彻底消灭中国传统制造奴才的奴性文化,当作是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最关键的战阵,而这一切都要从反对偶像,反对权威做起。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三


一阵运动强风竟把祸头子给卷了进去

  那是八三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祸头子应缴到人民剧场演出,当时早已传闻香港港台歌曲是靡靡之音,是精神污染的源泉的风声,许多文艺团体都纷纷调整节目内容以适应新的形势,许多演唱通俗歌曲的演员都纷纷中箭下马,遭到停演的处分,这些事我愤慨非常,但又找不到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正好借着他们邀请演出的时机,提出与程琳合作的要求,当时程琳在大陆上有小邓丽君的别号,我早知中共宣传部及文化部的某些老左们看她不顺眼,早就在各大报上公开评论她的台风和唱腔,这回借着搞运动,更是杀气腾腾,颇有不择手段,去之而后快的架势。

  本来一切都说好了的,不料在开场前十分钟,负责调度的前台主任突然来找我非常客气却又毫无商量余地地告诉我说,由于程琳的演唱风格问题,他们接到上面的通知,不能与程琳合作,希望我能自己一个人表演。听完了他的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才蹦出几个字,意思是,你们反对港台歌曲,而我从台湾来,只会唱台湾歌,我干脆也不唱拉倒算了,说完,拉着吓得脸白胡小程琳更离开了剧场,演出了中共建国以来头一场罢演的闹剧。

  没想到,当时的中共还果真以统战为重,第二天早上便由更高一些的文化部官员带领着前一天犯错误的舞台人员,到我住的旅馆来道歉,说什么全是一场误会,绝对没有禁止程琳演出的公文,并一再解释,抵制精神污染运动是有必要的,只是具体工作同志对政策理解不当,而造成扩大化的现象,说什么中央的政策是正确,英明的,错不在上,却在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

  没过两天,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为弥补失误,特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晚宴招待我和程琳,并请了许多大陆音乐界的名人作客,会后并请我和程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第二天,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整个情况,文艺界都是紧抓住机会为自己受压的演员和节目平反,一时间,港台歌曲又再度合法化了。

  这是我和中共官方的第一次接触,(此处有删节)而我个人,却因此开始了与程琳的缘分,定下了后来的情感基础。


大陆上把"权"看得比命还重要

  除了搞政治运动以外,大陆给祸头子上的第二堂社会教育课是"夺权",像苍蝇叮臭肉似的,那里有权,那里就有成群结队的争夺者,因僧多粥少,人多权少,其争夺之激烈则有如饥不择食,每每不拚个你死我活绝不善罢干休,其争夺的结果却永远总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阶下囚,甚至于性命不保。因此,每个争夺者都非常清楚一切仁慈,侠义之心都危险和不必要,且越是有经验的夺权者,越是明白千万不能手软,千万不能保存任何人性的道理。

  在大陆上夺权都是不能公开,见不得人,只许做,不许说的事。由于不能公开,所以不需要规则,由于没有规则可以依循所以根本说不上公平,因为不讲公平,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由于什么狠毒的招都用,所以失败的代价无比惨重,因为害怕失败,所以非全力以赴,拚个你死我活不可,因为害怕报复,所以非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再踩三脚以免他日还有翻身的机会。

  祸头子到了大陆半年之后,接受了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的邀请,留在大陆生活,工作,并开始在大家的协助下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而批准的权力在广播电视部手上,在我申请之前,录音公司一直是广电部垄断的独家买卖,是广电部的摇钱树,而文化部从七八年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之后,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弄个录音公司分广电部的肥水,因此,祸头子在不知不觉当中,竟成了文化部利用来向广电部夺权的工具,只见王昆先出动了自己的丈夫---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再搬出了自己的亲叔叔,最后连周恩来的遗孀---王昆的干妈邓颖超都出动了,这才好不容易搞下来一张执照,且搞下来以后还瞒着不让我知道。

  我知道公司批准下来的消息,还是东方歌舞团的一位临时工告诉我的,他不单告诉我公司执照批下来了,还告诉我王昆自封公司董事长,王昆的心腹内定总经理的消息,我带着怀疑的心情去问王昆,王昆告诉我说是文化部的安排,但当我再问文化部的负责人的时候,文化部却推说是王昆的决定,并告诉我说王昆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意见,我听完了两边牛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之后,只感到被欺骗的感觉,而且是被很低级而赤祼祼地欺骗,可我当时还不知道另外还有更无耻恶劣的事情正在发生。

  就在我还及弄清楚的究竟的时候,有位接近中共上层领导的包打听来告诉我,王昆打了个关于我的黑报告,告了我四条罪状。。


一 拒交所得税。
二 逃漏海关关税
三 跟程琳乱搞男女关系
四 无驾照开车


  包打听更告诉我,对台办主任在一次会议中,根据此报告对我进行批评,并态度强硬地表示---像这样无法无天的人,我们不欢迎。

  我这才明白,原来王昆请我到东方歌舞团是为了利用我的统战身分,待公司执照批下来之后,王昆因怕我阻碍他当董事长而先发制了告我的黑状,把我告成坏人以后,王昆再拿着对我的批评到文化部里去说我不得负责公司事务的证据,最后终于与自己的心腹双双当上了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我则只好向文化部打了自动辞去是东方歌舞团职务的报告,希望早日脱离这场权利斗争的苦战。


祸头子当了黑人

  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叫黑人,由于没有单位,开不出介绍信,买不了机船票,住不进一般的旅店,黑人在大陆上往往寸步难行,祸头子在得罪了王昆以后,在大陆当了一年黑人。

  祸头子在交完了离开东方歌舞团辞呈以后,先因肺炎,紧接着又得了肝炎,住在广州中山医院,当时祸头子在大陆过的第二个春节。

  但祸头子怎么也没料到,王昆已经把祸头子逼到广州去之后,还不放心,还不肯罢休,竟派人跟踪监视我的朋友,弄得好心到医院来照料我的一位广州的朋友被王昆弄来的公安人员查得死去活来,最后竟连单位都不敢用他,我因肝病,心情原本不佳,再听到这般恶劣的故事,气愤中打了一封电报把王昆痛骂了一顿,没想到封电报竟成了王昆继续整我的材料,我索性提出申请回台湾,这是八五年二月中间的事。

  后来胡耀邦出国,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经过了半年的调查,才把王昆打的黑报告给查清楚了,王昆事后还恶狠狠地告诉调查组的人说,你们可真厉害,把我的报告都驳回来了,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果然,我申请调到广东去的事立刻如石沉大海,突然变得没人管,没人问,我到广东去报到,广州文化局表示没有文化部的公文或介绍信,广东方面实在是爱莫能助,我到北京文化部去打听,文化部则一推四五六,说我已申请转调广东不归文化部管,就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开始过我的黑人生活,好在有程琳相伴,程琳的家人对我也不嫌充,这才在最失落的情况下稍有安慰,还记得当时我回答记者说:我之所以还留在大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程琳相伴。

  到此,王昆仍不满意,还继续运动丈夫,叔叔,干妈势力到处排挤我和程琳,当时我实在弄不明白,王昆那儿来的深仇大恨,待久了以后,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这些都是他从前被别人整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手段毒惯了仁慈不起来,另外,他还担心没把我踩死的话,那天我翻了身黑心过来报复他,天晓得我每天忙着自己活得更快乐些,那会整天惦记他老人家。


祸头子打官司告文化部侵权

  祸头子虽然酷爱捣乱,更爱得意洋洋地欣赏大家的反应,却不爱打官司,因祸头子总以为斤斤计较实非游侠本色,每次碰上争端,总是以祸头子自动弃权告终。事实上,祸头子过去在台湾的时候,除了公证结婚以外,从来没到过法院。祸头子对钱财借贷原则是:不问是否欠我,只管我不欠人。

  八四年间,祸头子因求功心切,争需要建立自己工作必须的录音室地,因此,当主管部门刁难我们因资金不足不得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的时候,祸头子曾答允个人私款赞助人民币20万元,当时祸头子完全料想不,王昆等人为了夺权当董事长竟不择手段打黑报告陷害祸头子,因此,在祸头子自动辞去东方歌舞团职务,不再过问录音公司事务之后,理所当然不再愿意赞助20万元给这个令祸头子几乎身败名裂的公司,却想不到王昆在挤走了祸头子之后,居然还厚着脸皮来找祸头子要赞助,祸头子当然拒之门外,不但不理,还讽刺了他们一顿。

  在这之后,祸头子莫名其妙地当了一年多黑人,还以为这无非是公文旅行,效率太低的缘故。直到第二年八五年的四月,与祸头子合作生产发行"新鞋子,旧鞋子"专辑录音带的南海音像公司写信告诉祸头子:根据文化部公文要求,南海音像公司居然在通知祸头子之前,便已经把南海欠祸头子的版税移转到文化部去了,一共是人民币十九万六千无,全部是祸头子个人依法课完所得税后的净收入。到此,祸头子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并立刻向南海音像公司和文化部抗议。

  一 文化部既非司法部门,何来裁判权之有,行政机关凭公文侵犯私人财产于法无?应立即停止这种盗用权力,公报私仇的野蛮行径。

  二 赞助乃乐捐,东方歌舞团断无强人不乐之捐的道理,若王昆认为有任何其他财务债权问题,可向司法机关请求仲裁。

  三 南海音像公司与祸头子签有合同,应继续依合同给付祸头子应得版税,祸头子不承认南海未经祸头子同意而擅自移转文化部的钱是祸头子的版税南海应自付其责。

  祸头子想尽一切办法,盼望能得到公正的裁判,不料王昆帮势力雄厚,竟然没有任何人敢过问,包括中共领导人都拒不见面,而当时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王蒙居然在听完了我的抗议以后,顾左右而言他,假装没听见我的话,因此,祸头子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八七年十月向法院提出告诉。

  在法院受理,调查完后,于八八年初开庭,文化部居然以小小县市法庭,没有资格传学堂堂中央文化部的理由拒绝出庭,而法庭不得不延期,后来北京最高检察院把地方法院叫到中央去痛斥一顿,之后,到我被赶出大陆之前,地方法院一直再无消息,大家都假装不曾发生过任何事似的。


大陆高干公报私仇的曲折模式

  在大陆上,与文艺有关的两个部门,文化部与广电部,互不相让,是两个平行平级部门,因此,在王昆与祸头子交恶之后,虽然通过在文化部任副部长的丈夫百般为难祸头子,却无法全面控制电视与电台,在祸头子当黑人的时候,之所以寸步难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文化部曾发出公文通告各省,市地方的文化单位不得与祸头子合作,而由于各地方电视,电台不归文化部管辖,王昆不得不运动其个人的关系与势力,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封杀祸头子与程琳,这就是何以祸头子虽然是第一个回大陆的音乐人,却在许多港台歌星之后,迟到第五年才能突破王昆封锁,得以参加大陆上最重要的电视节目,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祸头子尽管明白王昆到处整祸头子的事实,却始终不明白,一个文化部下属的东方歌舞团团长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势力左右另一个部门的行政工作,直到前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先生离休以后,才勉强向祸头子透露了其中的部分真相,谢文清先生是大陆正义人士,(此处有删节)我个人完全相信谢老先生的故事,并相信谢老先生身不由已的苦衷,他在告诉我的时候已经做了淡化处理。

  那是某次中央电视台邀请我们参加录影演出完后不久,谢老先生突然接到电话,是王昆的新叔叔,平日,像这般顶了天的老人是很少会亲自打电话给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的副部长的,因为两者的级别差距太远,且一般打电话搞些个人权益,也多半不会利用上班时间,何况本人既是管理中共党员纪律问题的最高人物。

  谢副部长接过电话,只听他的姪女王昆想找谢说话,却没有说明其他,便把电话挂了,谢老先生在接完电话以后不单十分愤怒这种以权压人的作风,也感觉到了其姪女的要求绝非平常稀松的事,其姪女王昆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必须照办不误的,谢老先生尽管十二万分不乐意,还是打了个电话给王昆,听听命令的详细内容,于是我们的表演便硬生生地给从节目中砍掉了。

  谢老先生在对我和程琳说这段故事的时候,依然情绪波动,气愤不已,(此处有删节)。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四


下去不!!

  北京人通常在话尾加上一些语气词,例如当他们在回答某人的要求时说"好呗",这和台湾人说"好呀"一样,而"下去不"里的不字的用法也是一种加强语气的语尾助词,这里的"不"字有时也有"好不","好不好"等带些商量而实则表示自己已无法再忍受的强制意思。

  在北京各体育馆,音乐厅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起喊''下去不"的风气,起初是听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自己不喜欢的节目的一种抗议,而后来渐渐地演变成不论任何节目都免不了被"哄"的

  命运,祸头子还没回到北京再度上台表演之前,就曾听到许多文艺界同行们被哄的故事,其中某次一位五十年代初回到大陆学音乐的正统派歌唱家,更曾经惨遭挨哄,年轻人一般都爱听流行歌曲,而这位年过五十的艺术执着者只会唱正统歌曲,观众听不下去,胆大点儿的便开始起哄,喊"下去不",不料这位歌唱家也不甘示弱,在自己演唱乐句间休息处还反击观众说:"我就是不下去",就这样台上台下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其他的观众竟买一张票看两场戏也跟着加油,好不不容易把第一首歌唱完了以后,这位歌唱家突然大发脾气,高声问"是谁喊的",台下调皮的观众教他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给吓住了,谁也不敢承认,全场意外地呈现一片安静,谁知道这位歌唱家不懂得见好就收,停了几秒钟,开口道:"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名还没报完,全场观众像突然醒过来似的,全部站起来大喊:"下去不",接着是一大堆冰棒,纸团从台下扔上台去,这位歌唱家才十万分不愿地下了台。

  祸头子第二次从广州回到北京公开表演,正是学~运前的八九年初的冬天,这次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演唱会上,头一次目睹观众喊"下去不"的壮观景象,大家好似与台上的演员有深仇大恨似的,不管是谁,都拚了命地喊叫,起哄,大有老子花钱买票就可以哄你的意思,而祸头子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宣泄,祸头子明确地感觉到北京的年轻听众已不再甘于寂寞,老老实实地被安排在台上坐着听歌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要求参与演唱会,这变化让祸头子感到十分兴奋,因这现象说明了观众自我觉醒,北京已作好了进入摇滚音乐的准备了。

  祸头子兴奋之余,立即触景生情写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下去不"在后台与乐队和了一遍就上了台去,祸头子上了台去以后对台下的观众说:

  我刚才一直在后台听现场的反应,听到大家喊"下去不"(观众一阵尴尬笑声),我觉得虽然有点不太礼貌(观众一片安静),却更觉得挺过瘾的(有人鼓掌),所以,我临时写了这首歌,歌名就叫"下去不"(一阵大笑),我觉得大家都不仅只想听歌,还更愿意开口唱一唱(有人喊好),现在大家请跟着我一齐喊"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大声点
观众齐喊:下去不。
祸头子开始指挥乐队进入演奏:噢哄
观众在乐队伴奏中跟着节拍喊: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的神经已经有点衰弱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这午后好像不再属于我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你们昨天都还为我吆喝。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今天怎么这么恨我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还想再为大家唱首歌。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我真不知道应该唱点儿什么。。。。。。。

  这首歌的现场反应可讲空前热烈,当时是八九年三月初,有位在场的记者事后还在人民日报上写篇夸奖我懂得如何宣导观众情绪的文章,并建议中共领导人不妨学学,用来面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满情绪,(此处有删节)。


一条龙与一条虫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而每当三个以上的中国人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却往往只能是一群虫。

  我到过许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台湾、香港、大陆,甚至于泰柬边区的难民营,我曾和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交友,甚至一块参与运动,而今天,我不得不告诉大家:

中华民族是个不可理喻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
中国人是一群没法讲道理的人;
中国的内部矛盾是很难用和平方式解决;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以仇恨为动力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在我们中间,找到能够避免这个恶性循环所需要的理性、宽容的民主涵养。



(这里删节几章)


非法偷渡入境

  六月十八日,早上六点乘巡逻艇出海,下午七点被送上一条台湾渔船。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台湾方面完全不知情,我即将面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现实。

  六月廿日,早上八点从南方澳渔港上岸,中午十一时半回到台北木栅家里,下午七时向司法机关自首,午夜到调查局接受调查。

  六月廿一日晚十一时半,台北地方检查官宣布“责付”交给我母亲领回家去,随传随到。

  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


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

  六月廿三日,我从一家台湾的报纸上明确地感觉到有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的意思,也同时由于这份报纸有意断章取义,曲解我在记者会上的言词,引用我家人不曾说过的话来对我作人身攻击,从而体验到了台湾新闻界的恶性竞争。我已经成为这种恶性竞争的工具,因此,我决定在因偷渡罪而坐牢或罚款之后离开台湾,这并不能解释成我不喜欢台湾、不愿意留在台湾(此处有删节)。

  最后,我愿坦诚地告诉大家:我在十二年前创作了“龙的传人”,而今天,我实在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坚持强忍着去做一条孤独而冷傲的“龙”,抑或者我将被湮没在虫群里去做一条“虫”。


(此处有删节)

  八九年四月,我爸爸第二次返乡探亲,由于亲人多且都盼望爸爸能常来、常住,而爸爸长年一个人生活,儿女们大了各奔东西,我也想为老人家找个老伴也好彼此有个照应,因此,早有替爸爸在老家盖房子的打算,唯独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碰巧,老家的一家宾馆看上了我在广州的汽车,由于老家偏僻,地位低,一直申请不到购车的指标,所以请爸爸来游说我卖车,老家的宾馆则答允替爸爸盖房子,并权利照顾爸爸的生活,甚至于愿意充当红娘,替爸爸介绍一位年纪相当,个性合适的老伴。

  八九年五月十日,爸爸领着老家宾馆的经理,约我到广州商量盖房子等事宜,老家愿出十八万买车,而盖房子只需八万,我见价钱挺好,便私自做主,没跟程琳商量便决定下来,之后再通知程琳的时候,我也不顾程琳反对,便把车交给经理,自己背着十万块回北京跟程琳交差,没想到程琳恼怒异常,认为我太不尊重她的意见,和我大吵一架,更仗着我比她大十几岁总让着她还给了我一大嘴巴,我自知理亏,又不能还手打她一耳光,又忍不下这口气,更怕另一头没法跟爸爸解释,索性搬出去,找了一间旅馆住下(此处有删节)。

  由于程琳坚决反对,五月廿六日,我藉着到香港参加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的机会,路过广州,把才背回来的十万块又送还给买主,把爸爸气得鼻青脸肿,连电话都不接,此后,一直到从香港回北京,参加绝~食,到澳洲大使馆避难至被老共赶回台湾,我和程琳一直到今天还没见过面。


刘晓波与批评

  认识晓波是因为他公开批评我,说我是背着最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包袱,怎么能搞得好最需要轻松的流行歌曲,经朋友介绍后,他很惊讶我对他的批评的赞赏及感谢,也为他不知道像“酒干倘卖无”等曲词也是我作的而表示了他片面批评的歉意。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是三年多前的事了。

(此处有删节)


  忠实于自己才能批评别人

  四年前,我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邀请,让他们对我的智商及性格都做了全面的测试与记录。之后,他们介绍了这套由美国引进的测试方式在大陆试行两年以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现象:

  为了判断性格测试结果的可信程度,测试题内埋伏了有十分之一的问题,反复让答卷人回答相近的问题,巧妙地突破人皆有之的心理自卫机构(也就是自欺),以确定受测人在测验中是否向自己撒谎(这往往是无意识的自卫),在美国因测谎分的平均值是四分,故而超过四分以上的测试就当是白作了,而有意思的怪现象是,在大陆试行了两年之后的测谎平均值居然高达十一分,咨询中心不得不把有效分从美国的四分提高到十分以内,否则能借以分析性格的答卷就寥寥无几了,几乎四分之三以上的测试其实完全是徒劳,白作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告诉我,经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理自卫机构竟是如此地发达,许多中国人由于想欺人居然高明到把自己都欺骗了。更可悲的是,这两年来的测试对象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八九民~运中,有三个来自湖南的青年教师,用盛在空蛋壳内的墨汁丢向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挂像。我想谈的不是学生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送交北京市公安局,而是在这段插曲中学生对待前来拍照采访的西方记者的非理性、情绪化态度!

  当学生发现有西方记者在场拍照、采访时,学生纠察队居然夺下西方记者的相机,不准任何人拍照,理由是这个涂污毛像的行动是对民~运不利的事件,一旦报道出去,恐怕有人将拿来作文章,用来涂污民主运动,任凭那个西方记者怎么高喊“新闻自由”,学生仍然在取出底片后,才肯把相机还给记者。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中国人(不论身在何方),赞同这几个学生纠察队的做法,认为凡对民~运有利的就应该得到宣传,凡不利的就得不择手段去压制,我却认同那位记者的“新闻自由”。

  在学~运中晓波和我们都发现:学生们易怒的脾气,功利的指导思想及我是唯一光荣、正确、伟大的现象,实在和他们要打倒的对象像极了,我能够理解学生们是经由错误教育而致于如此非理性、情绪化,而事实上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也的确比他们更霸道更不讲道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作为对学~运的护短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而免遭批评。


中国知识分子理当忏悔

  在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主笔的绝~食宣言里,(有删节),我们还提到说自己要忏悔,忏悔三千年来知识分子的软骨症,只能平时坐而严,到关键时刻不能起而行的软骨症。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症由来已久,主要是对政权的依附开始的,到后来,竟演变成,知识分子一旦得不到政权的肯定,就失魂落魄地怎么也无法肯定自己。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原来不

作者:安普若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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