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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位中国来美的推理小说家转贴自南方周末2005年

Diamond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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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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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5/11/01
文章: 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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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介绍一位中国来美的推理小说家转贴自南方周末2005年 (1038 reads) 时间: 2007-8-23 周四, 11:33

作者：Diamondhorse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三本裘式侦探小说均已推出中文版，除《红英之死》保持原题外，《忠字舞者》改为《外滩花园》，《当红是黑的时候》改为《石库门骊歌》。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吴怿
　　
　　裘小龙，卞之琳的关门弟子，《荒原》的中译者和艾略特研究者，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授，因为其创作的4部侦探小说而成为西方的畅销书作家。其作品以1990年代中国为背景，被美国传媒认为“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业化、更现代的中国”；欧洲人甚至以其作品为旅行指南组织旅游团，“跟着陈探长的脚步来中国”。
　　　　
　　因为裘小龙的4部侦探推理小说（《红英之死》、《外滩花园》、《石库门骊歌》、《红鼠》），欧洲和美洲的读者对小说里的主人公“上海公安局刑侦队长陈超”充满了好奇。
　　为了满足读者“陈超迷”的好奇，5月25日，法国《Telerana》杂志邀请裘小龙回到故乡上海，与该刊两名记者一道走访小说中描写到的场景，探访小说里的人物原型，亲历故事里的“案发现场”。
　　裘小龙写侦探小说纯属玩票行为———他的本职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出国前以翻译诗歌而闻名。没想到写的第一本小说《红英之死》投稿到出版社，马上就引起了出版商的兴趣，一口气和他签了3本长篇小说的出版合同。
　　《红英之死》出版以后很快就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大奖、“白瑞推理小说奖”，还获得全球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第32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还曾入选纽约《新闻日报》2000年十佳小说。《红英之死》已出版十余种外文版，平装本在美国已出到第5版，在美、德、法三国的总销量超过15万册。
　　“我希望用英文写出一部分真实的中国，写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感受到的变化和迷惑。”5月6日，裘小龙在衡山饭店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心血来潮写侦探
　　记者：作为一位翻译家，为什么会想到写侦探小说呢？
　　裘小龙：在1980年代后期，我拿了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就去了美国。当时我还很理想主义，因为我一直是在做艾略特研究嘛，所以到了美国，我专门去了艾略特的老家的一所大学，后来就留在了那所大学里教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教授的空余时间很多，我就想是不是在诗歌以外写点别的东西。就想写小说。最初的时候我想写本反映1990年代中国的社会变化的长篇小说。因为我是用电脑写作，好处就是快，坏处就是我写一段就会停下础５胶罄匆豢次曳⑾终獠皇且桓鐾暾男∷担扔谑呛眉付尾幌喙氐墓适拢庋隙ú缓每矗业孟氚旆ò阉鹄础：罄从幸惶焱砩衔倚难闯保蚁肟梢杂猛评硇∷档目蚣馨阉鹄础９适乱豢挤⑾忠痪呤澹缓笕フ页鍪撬傻模铱梢栽谡飧隹蚣芾锩姘讯鞔鹄础！逗煊⒅馈肪褪钦庋闯隼吹摹?BR>　　记者：《红英之死》是怎么出版的呢？
　　裘小龙：因为我没有把写小说当正业，纯粹是业余兴趣，《红英之死》写完了我没有把握一定能出版，到了1999年的时候，我就想找家出版社试试看。
　　在美国一般就是你要有一个代理人。但是如果你以前没出版过东西，代理人也不会接受你。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找代理人可能比找出版商还难，那我说得了吧我还是自己找出版社，就投了三个，其中有一个大概两三个星期就回信了，说第一我们愿意出你的书，第二我们想出你3本书。
　　那个时候我高兴坏了，受宠若惊，马上就和他们签了合同。签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对作者其实很不利的，而且版税不高，他把世界版权都买下来了，他把你捆住了，你就不能去找其他出版社。
　　美国人出版图书有一个周期，时间大概得一年，但是，在出版过程中间，他已经把宣传和市场考虑得非常充分了。《红英之死》2000年出版的时候，第二本《外滩花园》已经快写完了。
　　《红英之死》精装本和平装本加起来卖了四五万吧，在法国德国大概还要多一点。出版商当时非常惊讶。
　　所以第四本《红鼠》我就可以给别的出版社了，谁价钱出的高我就给谁，法国德国已经给了，美国我还在挑。
　　记者：书卖得这么好，是宣传的作用吗？
　　裘小龙：美国有几个比较权威的书评媒体，有一个叫美国公共电台，这个电台就是全美听众最多的，它有一个书评家蛮权威的，除了在电台的节目里推荐这本书，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写文章，把这本书评为2001年出版最好图书的第二本。不久，其他书评家的书评也都出来了，对书的销售非常有帮助。
　　
　　“推理机器”过时了
　　记者：你的小说里陈超这个人物形象令人难忘，你的很多“粉丝”喜欢这个人物是因为他很特别。
　　裘小龙：西方的推理小说发展时间很长了，很多朋友说起陈超他就是福尔摩斯就是波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无论是福尔摩斯还是波罗，这样的推理小说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主人公就像个推理机器一样，比如说福尔摩斯吧，我们惟一知道他偶尔会拉一下小提琴，其他就没有了，这个人物形象并不丰富。波罗也是这样，他出场的时候总是很神，但是他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在小说里看不出来。
　　推理小说发展到当代，除了故事情节之外，主人公本身也要有戏剧张力，要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一个福尔摩斯，那种小说现在好像有点过时了。
　　我不希望陈超仅仅是一个探长，他还会去思考案子背后的东西，他的命运跟历史的命运要连在一起，他不一定能解决他所处历史环境中的问题，但他至少要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不一定要有答案，答案可能谁都找不到。我是在写推理小说没错，但是我还希望有一些推理小说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可能是个有利条件，否则只是一个一般的探长的话，那种形而上的思考是不可能的事情。
　　记者：你的小说为什么在西方会受到欢迎，你分析过其中的原因吗？
　　裘小龙：西方有些评论家说，看了我的小说，也了解了当代中国。这样信息量就大了。他们就觉得我看你的小说，同时又了解了当代中国的一些情况。
　　《红英之死》写的是1990年代初，另外两本书是从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是渐进式的。我想尽量慢慢往当代推，但也不能推得太近，太近就没有一种历史感。
　　其实我是借用侦探小说的框架来讲一些严肃的东西。我的《石库门骊歌》的英文名字叫《当红是黑的时候》，在这个小说里我想探讨人性的困惑和人的悲剧性这些东西，但是在国内出版的时候，出版社非要把名字改成《石库门凶杀案》，我说得了你要改我就不出了，最后想了个办法叫《石库门骊歌》。
　　
　　我没有打“中国牌”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你现在的活动是把自己的小说背后的真实一一展现出来，你觉得这样的活动有意思吗？
　　裘小龙：应该是有些啼笑皆非吧。我现在在法国有一批“粉丝”吧。在国外有这么一个传统，读者知道你写的小说是假的，但他们会在酒吧里挂块牌子，麦克雷探长在这喝酒，就像福尔摩斯在贝克街有故居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他们都相信。
　　德国去年已经来了3个旅游团，名义就是“跟着陈探长的脚步来中国”，我写的小说里陈超去过的地方他们都要去看，和平饭店要去住，外滩公园要去逛，城隍庙里喝杯茶，上海老城墙下接头，这是他们旅游的节目，这次法国那个也是，把它搞得像真的事情一样了。
　　法国影响力最大的杂志《Telerana》打了个电话过来，说他们要做一个专访。他们派来了一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和我一起回中国，整天和我一起跑我在小说里写过的地方。我觉得像红楼梦里讲的假作真时真亦假那种感觉上来了。
　　记者：《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赞扬你的小说让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业化、更现代的中国”。中国的批评家认为你在小说里打的是东方情调这张中国牌，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对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你怎么看？
　　裘小龙：我想这是难免的，一个作品写完之后，只能由人家去评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两个法国人，他们说他们想看到更真实的中国。今天我们正好去看古城墙，他们到那儿以后，就对旁边那些拥挤、陈旧的房子特别感兴趣。他们对石库门蛮感兴趣，因为我的小说有一本就是以石库门为背景的。后来我们又去了新天地，但他们去了之后对新天地没兴趣，他们说那个是假的石库门，他们就是喜欢那些住满了人有日常生活气息的石库门，他们就是想看一些真实的东西。
　　面对不同的解读，我自己就觉得蛮混乱的。在写东西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绝对不要挑一些西方人他们愿意看的东西写，像一些在西方生存的作家那样投其所好，写一些“文革”题材或者是特别有民族文化符号的东西，这样的作品特别容易讨好读者，市场空间也很大，但是我绝对不会走这样的路。
　　我写的是1990年代中国城市生活，除了故事本身，在小说里我还写到了这些年里中国经济和精神生活的变化，经济对人的精神世界冲击很大，这是比较严肃的东西。我写的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他同时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这样的题材、人物、故事其实是不讨好的。
　　因为我写的是中国，有些背景总得考虑跟西方的读者解释一下，因为我这个书不可能像学术著作那样加注。但是我不能写了人家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在文本当中要考虑到特定读者的需要。
　　前几天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文章说，读裘小龙的书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一些法国读者拿着我的书到中国来旅游，作者评价说这个现象很有趣。但是这些现象并不是我决定的，如果有人因此批评我，我也很无奈。
　　
　　“侦探”改变生活
　　记者：有人说中国人太感性，不够理性，逻辑性不强，所以写不好侦探推理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裘小龙：如果从美国的《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看来，前四五名几乎都是推理小说，很少有别的小说能够进入前五名的，几十年都是这样。所以，今天的读者对推理小说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了，不可能永远读传统的推理小说模式。现在读者不大看那些没什么信息量的，当然不排除一些对推理小说入迷的。这就意味着人物必须活起来，不可能像以前的福尔摩斯那样就是破案那样单纯的写法，必须有新的创意和其他新东西。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完全不一样，中国作家在侦探推理这样的类型小说领域因此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写出和欧美文学风格和意境完全不同的作品来。
　　记者：在创作上，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裘小龙：我比较喜欢两个瑞典的作家，六七十年代的，我在国外读的，我很喜欢他们的东西。那两个作家蛮有意思的，他们是一对夫妻，而且是共产党员。那个男的是一个诗人。他们最早写的一本推理小说目的不是写推理小说，他们想写社会问题，他们是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的弊病。结果写了之后书非常畅销，一下子很红……
　　那个瑞典作家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反英雄的，你不能说他破案不努力，也不能说他不聪明，他破案的时候更多的是碰到麻烦，碰到问题，有时候破那个案子完全是靠运气，搞了半天也不是他们破的案，是另外一个人帮他们把案破了。他跟福尔摩斯那样全知全能的人完全不同。在一个国家机器里面，一个探长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很渺小的，经常也是无能为力。我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对我的胃口。
　　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作家，他写的一本书去年评上《纽约时报》年度最好的十本小说之一。他的写法跟我的有点相似，推理的成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讲背景的社会文化现象，写得很漂亮，那本书叫《汉弥尔顿案件》。
　　记者；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是不是对你的生活有改变？
　　裘小龙：是的，从去年开始我不在大学里教书了，因为我觉得这两年我还写得出来小说，而且从经济上讲写小说的回报要比我当教授的待遇回报高。另外一个比较直接的好处就是，我还是蛮喜欢旅游的，这样一来就有不少旅游的机会。有的活动邀请除了全部免单外，还另外付钱给我，何乐而不为呢。　　
　　我现在还在写诗，我还在写另外一部小说，跟侦探小说没什么关系。我打算再写几年推理小说，把生活费赚够了再写自己想写的小说。
　　
　　我还在翻译诗歌
　　记者：听你的一位老师讲，你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你高中都没读，年纪最小，踩着缝纫机自学英语考上研究生的。
　　裘小龙：对，我是研究生班里的小兄弟。1970年我初中毕业，在家里“待分配”等工作，后来居委会安排到一家制衣小企业工作，踩了7年的缝纫机。在那7年里，虽然国家处于动乱年代，教育基本上停止了，我也没有闲着，有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去外滩公园里读书，有一批年轻人在那里自学，偷偷读英语书，彼此之间还进行语言交流，我的英语就是在公园里练成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当时我数学考得很差，但我外语很好，就这样考上了华东师大英文系。在华东师大读了半年书，我看到社科院在招研究生，有一条规定说不用念完本科就可以去考研究生，我当时想，反正我已经考上了大学，如果能直接读研究生更好，要是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丢面子的，大不了回来读本科，后来我就去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
　　记者：作为卞之琳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是怎么看中你的呢？
　　裘小龙：回想一下，一个特殊时期里的特殊机会被我赶上了。那个时候读英文系，觉得最大的出息就是搞英国文学，卞之琳先生那时候是英美文学的泰斗。
　　我们当时9个同学，当时上课也没有分导师什么的，很多老师给我们上课，后来根据每个人的论文方向，再选择老师。当时诗歌还没有热起来，虽然卞之琳先生是大诗人，但在当时，他更多的时候是以学者著称，我们也不了解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直到1980年代中期诗歌热的时候，像他和他在的“九月派”才被文学界认可。
　　记者：当时他教你写诗吗？我听说他把你的诗推荐到《诗刊》发表。
　　裘小龙：当时卞之琳先生给我上课很随便，就像我们现在聊天一样随便。因为当时我们社科院没有教室，教室是借的北京师大的。那时候卞先生已经70岁了，他不可能每天从家里坐车到那边上课，所以就是每个星期我上他家去。
　　有一天他问了我写诗吗，我说不写，他说不写怎么能写批评文章，所以我就试着写了。我就写了几篇给他看，他一看说不错，可以拿去发，所以我就拿给了《诗刊》的一个编辑，很快就发表出来了。那时候我一想，嘿，我还好会写诗，自信心一有，从此就与诗歌结下了缘分。
　　记者：在准备这个采访时，我在网上搜索，发现您的信息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翻译的诗，一部分是您的小说。你现在还在翻译诗歌吗？
　　裘小龙：除了写诗，我也在从事翻译工作，只是以前我是把艾略特、叶芝和其他意象派诗歌翻成中文，现在我是把中国的古诗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出版。说实话，翻译诗歌这个工作基本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在翻译诗歌，完全是自己喜欢。
　　记者：中国的古诗翻译出来效果是不是跟我们翻译英语诗歌的效果一样，完全是两码事？
　　裘小龙：我认为翻出来还是要有诗的感觉，用母语来翻最好。你说信、达、雅，对于诗可能不行，要忠实于诗但也要高于诗，所以说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关键是翻过去是不是诗。有一些译者英语是不错，但就像你中文好你不一定会写诗。翻译就等于你把它的意思用比较古老的英文表达出来，你说一般人能接受吗，接受不了。我自己写诗也懂诗，我所做的是翻过去也是诗，这一点跟他们不同。
　　记者：你的小说里经常引用中国的古诗，为什么？
　　裘小龙：西方这些读者都觉得蛮好，因为以前没有人在小说里这么做过。我在美国大学里也跟学生教一点古典诗歌的东西。中国古典小说里诗歌是很多的，比我的书里多得多。像三国水浒西游记，它是每一章开头有一个，每一个人物出现有一个，关键打得怎样的时候得有首诗。我下意识的想中国传统的东西能不能用，当然我不是那样很机械的，一开始来一首，一结尾又来一首。中国有些情调确实好，比如说古典诗歌里面的意境，这是老美玩不来的。
　　所以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诗歌翻译集，也是受到鼓励吧，因为一个读者说我的书里面的诗他都背得出来，所以也是受宠若惊的，我说行那我就好好编一本中国的诗集吧。

作者：Diamondhorse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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